我和鲍勃·波林（Bob Pollin）几个月前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气候危机与全球绿色新政》（Climate Crisis and the Global Green New Deal）。这本书基本上是以波林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卓越而详尽的工作成果为基础写成的。

在这本书中，我们介绍了能够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危机的可行办法。根据计算结果，我们仅需GDP的2%到3%就足以控制危机，并为更加美好的未来奠定基础。这并不应被视为一种损失，这样做将为我们带来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更少的污染、更好的工作、更多的机会、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仅需几个百分点的GDP，比二战所耗费的财富还要少，我们就能够获得所有上述那些美好的东西。

当然，有人会说二战是一场生存之战。然而应对气候变化的战争是一场更大的战争。如果这个世界像美国战略规划者在二战初期所预料的那样，被分为德国控制和美国控制两部分，美国还是会存活下来。虽然那样一个世界并不美好，可美国还是能活下来。可是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应对气候变化危机，那么这次应该不会有任何幸存者。

如果特朗普再接着执政4年，我们很可能会达到不可逆的临界点，或者至少非常接近那个临界点。他制定政策的目的就是尽快毁掉我们的环境、尽可能多地使用化石能源并撤销那些环境监管机构。他要的就是增加工业和化石能源等部门的短期利润，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恶毒的行为。人们很少谈论这些内容，特朗普广受批评也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过，特朗普所做的其他事情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与此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如果特朗普再执政4年，我们就离那条终点线不远了。

很幸运的是，我们并没有遭遇这种噩运，不过两年或四年后的情况就不好说了。麦康奈尔和特朗普的计划可能会成功，那样的话，我们都会陷入绝望。如果政策发生变化，你就很难对未来进行预测。不过现在我们仍然有时间做点什么。我认为，在拜登的计划是否能被保留并获得推动这件事情上，我们正在面临一场真正的战斗。如果我们想活下去的话，我们就必须推进它，这是希望所在。

其他事情也是如此。比如经济刺激计划，它在解决儿童贫困、提高贫困人群收入等问题上能发挥很好的作用。不过这项计划是临时性的。如果不能继续做下去，其作用就不能获得充分的发挥。所以说，在能否长期执行此类计划并继续向前推进方面，我们将面临艰难的斗争。

这些是即将到来的主要斗争。很显然，共和党人要在每一件事情上设置障碍。他们要让这个国家变得无法治理并重新夺回自己的权力，比如通过减少投票权或其他方式。从短期来看，阻止他们这样做的难度极大，他们看起来似乎是无法阻挡的。不过，民主党在内部仍然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而且必须要做。我们都还记得，在奥巴马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得到了大批年轻志愿者的帮助，他们为奥巴马当选付出了很艰辛的努力。

可是在奥巴马进入白宫之后，他就让那些年轻人回家了。“谢谢你们，再见了。目前一切都在掌握之中，你们可以走了”，奥巴马就这样对他们说。奥巴马既然能这样做，那么他同样可以背弃曾作出的承诺，他也的确背弃了那些承诺。两年后，他就输掉了中期选举。

如果拜登政府今天犯下同样的错误，那么其结局与奥巴马政府将会是一样的。无论你怎样评价拜登，他都将面临来自民主党内保守派和华尔街新自由主义势力的压力。这些势力会打压进步主义在许多领域作出的努力，这对美国是非常不利的，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甚至将是灾难性的。

巴萨米安：在去年的新冠疫情危机中，社区协助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团结互助发挥了很关键的作用。食品银行、食品贮藏柜、服装存放箱以及合作社等做法都体现了这一点。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蒙德拉贡合作社经常被称为成功的典范。您认为合作社到底能发挥什么作用？

乔姆斯基：我看到人们在社区里组织起来互相提供帮助，在许多地方出现的此类现象的确很有意思。如果有老人出不了门，就会有人把食品送过去；如果人们家里没有水了，就会有邻居把水送上门。很多此类事件是非常感人的。

其中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例子发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在当地的贫民区里，破破烂烂的小棚子挤在一起，那个地区基本上是受到帮派控制的。人们喝不到水，无法保持社交距离，也没有医疗保险。不过人们的确被帮派组织起来了，它们帮助人们在那种绝境中生存了下来。我们在许多贫穷地区都能发现此类现象。

我们在许多领域都能感受到这种团结互助的精神。甚至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由职工所有的合作产业，在农业领域也出现了合作社、合作农场以及其他地方性的合作组织。

全美各地的民众深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政策的危害，为了抵御这种严重的负面影响，人们作出了许多努力。在美国的铁锈地带，纽约和芝加哥的银行家们已经决定把钢铁工业转移到中国，不过工人们并没有放弃。他们试图买下钢铁厂的全部股权，可是却遭到了拒绝。钢铁厂的股东们想要更多利润，他们不希望由工人们拥有工厂的股权，认为这样做十分危险。不过在服务业、医院、大学等领域，职工共同拥有的产业正在快速增加。

加尔·阿尔佩罗维茨（Gar Alperovitz）在这方面已经写了许多文章，此外他还与一家名为The Next System Project的机构一起参与了许多启动性质的工作。许多工作都在进行当中，我不知道他们能够走多远。一些工会组织（比如钢铁工人工会）已经在采取行动与取得很大成功的合作性联合企业接触，这些企业大多来自西班牙，来自巴斯克的蒙德拉贡。他们希望看看美国是否也能发展出类似的合作性企业。

所有这些新现象都具有重要意义，其重要性不仅在其自身，如果我们希望作为一个良性的社会度过危机，我们就必须承担更多集体责任、更多地参与民主活动，而那些新现象为我们指明了方向。各个领域都在向这个方向迈进，你所提到的疫情期间的互助性活动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巴萨米安：下面我们谈谈南部边境和移民问题吧。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距离美墨边境线仅有不到10公里，数千名没有父母陪伴的墨西哥儿童正在边境线上遭到扣押。您认为什么样的移民政策才能称得上是公平公正的呢？

乔姆斯基：制定政策的首要目标在于，我们应该改变迫使人们出逃的生存环境。墨西哥人并不想来美国，他们想在家乡好好生活，可是他们在家乡已经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了，是被迫来美国的。

美国对其家乡不适宜生存的现状负有很大责任。在里根政府时期，美国对中美洲地区的攻击出现了升级，成千上万的人遭到杀害，大量人口流离失所。当地人因此遭受了很大痛苦，他们的家乡也受到了破坏。在里根发动战争的中美洲地区，许多当地人仍然在努力从战争废墟中出逃。在修复战争所造成的破坏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有所作为。

还记得四五年前吗？当时难民的主要来源是洪都拉斯。为什么是洪都拉斯？因为那个国家发生了军事政变。属于温和改革派的塞拉亚政府被推翻、军事独裁政权上台之后，那些超级富豪寡头重新获得了权力，那个国家从此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犯罪天堂。当地人开始出逃，难民车队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能把难民车队赶走吗？其实问题并不在难民车队上，问题在于造成难民车队现象背后的原因。当全世界都谴责洪都拉斯的军事政变时，奥巴马和他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却拒绝把事件正式定性为军事政变，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他们就必须停止对洪都拉斯军政府的军事援助行为。你让当地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怎么会不出逃呢？

当地时间3月16日，拜登在采访中谈及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潮时，“奉劝”他们别来美国（观察者网视频截图）

所以说，制定移民政策的第一步应该是消除人们逃往美国的原因。我们不可能一天之内就解决问题，不过应该朝那个方向努力。这是我们应该迈出的第一步。

接下来应该做的是废除“禁止墨西哥人从中美洲逃往美国”的这项罪恶政策。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聊以自慰”的是，欧洲人比我们做得还要过分，他们比我们更冷酷、更不人道。他们一直在阻止尼日尔等非洲国家的难民进入土耳其领土的欧洲部分。众所周知，在涉及非洲和中东地区的问题上，欧洲人有着非常不堪的记录。我们在这里就不一一回顾了。欧洲人的确比我们做得更过分，不过这并不是我们继续执行既有政策的理由，我们必须废除那些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