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绿党的例子说明，比起国家层面，城市更能接受民主党、共和党以外的第三政党崛起，参与角逐并赢得选举。绿党在地方立法机构中的地位远高于联邦层面，但仍推举出外科医生吉尔·斯泰因作为总统候选人。与此同时，城市推行的社会政策远较国会讨论的议题更加前卫。

例如，由于移民改革在国会卡壳，纽约市正在筹备为无证移民颁发特殊的城市身份证，帮助他们摘掉非法移民的帽子，使这个作为劳动力关键构成部分的人群走出阴影。纽约市还开始测试社会影响债券，公司通过这些债券培训犯罪人员再就业，减少重犯的可能性，由于监禁人口降低，州政府可以节约大笔开支。在政治创新方面，西雅图已经开启先河以公共资金向政治候选人提供财产税优惠券，前提是他们同意限制支出。

信息城市将治理视为可攻击的有机体。纽约前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设立了以建设“数字城市”为宗旨的纽约市经济发展公司，向科技孵化器提供赠款并在布鲁克林区设立城市科学与进步中心，培训数据分析专业人士。纽约市前交通局长珍妮特·萨迪克-汗聘请哥本哈根的建筑师捕捉步行者规律，以人为本地重新规划时代广场。前副市长丹·多克特罗夫如今领导Google Sidewalk项目，把付费电话亭改造为无线网络热点，这个项目已经衍生出一系列大数据应用程序，综合市政办公室、医疗记录和实时移动数据来优化交通路线，医疗服务和土地管理。

作为老牌渔业、教育和金融枢纽，波士顿启动了“城市力学办公室”来更有效地规划交通和住房服务。它目前每年只从财产税中筹集20亿美元，但已对企业开放共同投资，预期将撬动更大的资本杠杆。

相比国家，城市更有能力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完成自我重塑。事实上，当今世界最智慧的城市往往也是最古老的城市，在欧洲更是如此。全球的城市和社区规划师基本一致认为，具有包容性城市必须建设多种收入水平人群的混合型社区，包含多用途公共空间和大量的行人通道。如果说亲近度是21世纪可持续和高产出城市的标志，那么欧洲历史悠久的中等城市则非常适应未来，因为人们在十分钟步行范围以内就基本能得到所需的一切东西。阿姆斯特丹、巴塞罗那和柏林等城市在传感器交通管理、智能卡和电动汽车方面，比所有美国城市至少领先十年。

欧洲国家开始要求雇主计算工资时考虑员工通勤时长，从而改变企业制度，鼓励远程办公和儿童保育。但由于美国大城市基础设施落后，这些措施几乎不可能落实。在东南亚（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人们发现排屋商铺式建筑的便利性，上下班的通勤距离其实就是从楼上到楼下。在未来十年，新加坡将把这一概念拓展到大规模综合性公共住房，其中上层为住房，下层实现零售和社会功能。这种化旧为新的做法甚至比推陈出新的代际更替更高效。

尽管人口密度不如欧洲和亚洲城市，美国城市也具有巨大的潜力。美国各市长的民众信任度远高于总统、国会甚至最高法院。他们为各个市政机构设置了关键绩效指标，并利用社交媒体与公众实时沟通。布隆伯格为纽约设置了大量绩效指标，他常说一句话：“无法测量就无法管理。”难怪2012年布隆伯格被授予李光耀城市奖。

美国如果有几百个杰里·布朗和迈克尔·布隆伯格这样的领导人，它将需要大幅改革政治体制，国会不再以选区和州为基础，不再按党派利益改划选区，不再通过隐形腐败的法案。一个公民彼此距离遥远、很少参与投票的社会，与一个城市人口彼此连通、积极表达意愿的社会相比，民主的实质是非常不同的。因此，美国专主制的关键并不在于集权，而在于进一步支持分权化的民主制。

美国政治社会学家西摩·马丁·利普塞特认为，要让民主蓬勃发展，工业化、城市化、教育和财富等条件必不可少。当今大城市已经具备这些条件，公民对地方政策和政府决策影响力巨大。按照定义，柏拉图笔下的城邦便是古雅典这个城市国家，而卢梭则认为体量较小的政体有利于弘扬民主美德，托克维尔也指出，“市镇独立”是人民主权的自然结果。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民主，也应该将其下放至地方层面。

在分权化和数据化双重有利因素影响下，信息国家方能茁壮成长。分权化改变了治理对象的规模；数据化改变了治理本身的模式。分权化导致行使权力的单位变得更小；数据提高行使权力的效率。旨在提高联邦政府效率的数据化政治运动，实际上扩大并加速了分权化进程。一方面，Data.gov、Code4Gov和Apps4Gov等倡议有着梳理联邦政治的宏伟目标；另一方面，没有哪个州或城市希望华盛顿拥有更大的权力。地方政府采用相同的技术来计算地方收入有多少能不被联邦政府染指，以及寻找联邦服务的替代品。因此，数据化推进了分权化，而分权化使民主更有效。一个由信息国家组成的分权化世界，是通往真正民主世界最可靠的途径。

据“全球智慧生活联盟”（Living Labs Global）巴塞罗那分部估算，全世界有557,000个地方政府；而根据波士顿非政府组织“领导城市”（Leading Cities）对都市企业高管调查发现，96%的人认为他们遭遇的问题与其他城市居民的问题非常相似。伦敦大学学者米歇尔·阿库托的研究表明，目前全球活跃的城际学习网络超过225个，大于国际同类组织数量。也就是说，比起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文化和历史阻力较小，更便于交流经验，适宜治理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知识转移。

中国既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又有强大的中央政府，只要将地方民主制与中央专主制相结合，完全可以超越西方联邦制民主模式。神州数码集团在全国越来越多城市推出“智慧城市”计划，以网络平台整合市政服务和公民反馈。社会企业家帮助中国各大城市创建门户网站，便于公民对市政项目进行评价和优先度投票，并公开市长办公室的联系方式。中国城市新出台了一系列监管试行办法，将标准定的很高，比如为了控制空气污染，严格限制汽车上路时间。由于上海城市规模庞大，各区可以单独开展政策实验，比如有600万居民的浦东新区，许多政策就有别于历史较久的浦西地区。

在数据反馈持续不断的世界里，那套西方统治靠理智、东方统治靠专制的陈词滥调毫无意义。今天治理竞赛的关键不在于构建一套算法秩序，而在于开发有生命力的算法——它与音乐和建筑一样，具有交互性和无限的开放性——这个模式对信息输入来源不存在偏见，由内而外地适应变化。因此，政策制定必须成为连续的闭环，反复经过预估、准备、成文、实施、评议和修改等阶段。那些绝不满足现状，通过政策实验不懈追求尽善尽美的社会，才会持续演进而不至于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