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由专家主导的经济体制将正视纾困基金分配的不公正，并调整监管制度的内部矛盾，鼓励银行不再囤积资本而积极放贷给中小企业。这种体制将维护房屋抵押贷款低利率，并向大规模创造就业或投资提升劳动力素质的公司提供税收减免政策。对有智慧的政府而言，与其增加向企业征税，还不如吸引企业投资。

然而在金融危机过去十年后，如果说美国在上述领域取得了什么成功的话，那也是偶然现象而非常态，这样的结果是以功效为上的专主制所不能容忍的。特别是现在美国企业的海外现金约达5万亿美元，如果美国政府因缺乏鼓励资本回流和吸引新投资的手段而错失机会，则应被视为腐败和玩忽职守。

在今天的美国，金融机构仍然“大到不能倒”，掠夺性抵押贷款仍然普遍存在。除了这些讽刺性的事实之外，新的宏观审慎监管制度是一种更好的商业行为监督框架，提供了可供官员解读的简单规则。美国金融业监管局高效仲裁金融经纪人和客户之间的争议，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由三人专家小组作出的决定无需走公开法庭诉讼程序，便已具有约束力。这是专主制提供的又一智慧解决方案，为偏爱打官司的美国展示了新的可能性。

在即将到来人口转型期中，美国将面临重大的结构性挑战，“婴儿潮”一代的4000万人很快就会退休。他们大多数人储蓄率严重偏低，养老金储备不足，储蓄回报率几近于零（而且需考虑到他们的退休储蓄金已经因金融危机大幅缩水）。如果把这个问题抛给民主制度下的立法者，等他们找到解决办法时，恐怕大多数退休人士已经入土了。

美国关于工资保险最进步主义的对话——就目前而言，还停留在对话阶段——早已在丹麦等国家落实为政策，不但保护工人的福利而且还有专门的“帮扶小组”为老年工人提供咨询，使他们可以在退休后仍保有一技之长。

同样，全民基本收入也在美国备受热议，仿佛这样一个欧式计划将在一夜之间筹足资金。如果美国政府走专家治理道路，则应该最低工资保障和工资支持双管齐下，使更多公民可以不依赖政府福利，偿还巨额信用卡债务，使经济结构中的消费更加平衡。专主制国家明白，这种投资能在商业、税收收入、社会文明等方面取得回报，有效覆盖成本。

医疗保健也是个应该引入专家治理的领域。瑞典有个独立的专家委员会负责改革国家医疗保健体系，它采取了强制降低医疗服务价格，医生按绩效领取薪资等一系列措施，在削减35%医疗预算的同时改善了医疗服务。瑞典一方面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规定标准和成本，以确保民众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奥巴马医改主要是让民众接受廉价的医疗服务，但缺乏对医疗标准的充分监管。

政策案例研究表明，不应让无知的政客影响医学研究。社会越是在老龄化，疾病预防和廉价药品研究的重要性就越发突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承担了许多实验室进行前沿医学研究的大笔资金，然而美国国会却一直在釜底抽薪，削减拨给卫生研究院的款项。

移民和教育都是美国关切的重大问题，它们亟待专家型官员干预。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接纳了数百万外国人，其中既有富人也有穷人，既有精通技术的也有缺乏能力的。硅谷等地吸引了最顶尖的人才，甚至将人才再度输出至班加罗尔等地方。美国的科技公司大约有一半是由移民创立或经营的，这些移民许多来自印度和中国。

然而即便精通技术的工程师也难免遭到美国移民政策的重重刁难，这使科技公司招聘海外程序员的努力备受挫折，导致许多技术大牛选择移民其他国家并为竞争对手的公司工作。因此，脸书、谷歌和领英等科技公司联合组建了名为FWD.us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为提高H1B签证配额展开游说。

专主制国家解决移民问题的方案与美国大不相同。只要关键行业雇主提出要求，发放工作签证将十分简单，而且绩效突出的外籍人员将很快获得公民身份。这种区别，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移民政策究竟是遭遇困境，还是按照规划有条不紊地执行。

美国的教育政策同样充斥着混乱和弊病。许多人认为美国正处于调整过程中，试图在僵化的公立学校和结果导向型特许学校之间取得动态再平衡。但事实上，这样的教育体系只能进一步分裂美国，导致其教育水平整体落后于其他先进国家。让广大中产阶级受到良好教育是一个国家的责任，也是民主成功的重要因素。教育实验固然重要，但不能指望它靠局部带动整体。

在专主制国家，政府绝不会花二十年时间去辩论是否应该让高中毕业生服兵役，以及兵役是否能在增进国民凝聚力的同时帮助年轻人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结果到头来任何实质性政策都没有。

面对未来的技术经济，美国高中毕业生缺乏竞争力。一个世纪以前，农民是美国最常见的工种，而今天则是零售人员和卡车司机。由于这两种工作都很可能被自动化机器人和自动驾驶车辆取代，美国劳动和商业部应该尽快制定战略为缺乏技能的劳动力（尤其考虑到在以北卡罗来纳为代表的很多州出现高科技产业增长，却没有足够劳动力替代大批退休人员）创造就业。

至少从约翰·爱德华兹参选总统时（2008年）起，政客便承诺向美国工人提供培训再就业机会。但后来，就在美国国会忙于以某中国异见人士命名公共广场时，IBM和星巴克等公司已经开始建立研究所，与社区学校合作，设置副学士课程按需培训毕业生的技能，并很快就雇用数千名这样的培训生。这些追赶措施真能让美国与德国等国家竞争吗？要知道，德国的行业协会、大学和政府长期合作，与时俱进地推出技术培训课程，使学生保持技能领先地位。

美国人发明了许多破坏性技术，威胁着本国的就业基础。如果再不对这些技术加以利用，将成为一大遗憾。然而，今天我们难以想象美国的民主程序能产生某种战略，对技术-资本主义的破坏性创造加以利用，从而获得广泛的社会效益。

专家型官员可能做出干系重大、不受欢迎、甚至带来痛苦的决定，但这些决定必定与国家民族的福祉紧密相关，势在必行。这样的决定不一定是自上而下的，也可以是先鼓励地方型实验，在寻求拓展成功经验。数十年来，许多专家建议美国政府赦免非法入境的外国人、将大麻合法化，这些在联邦层面不能提及的想法，已经逐渐成为部分进步主义州的政策，并可能在国家层面推广。

信息国家将收集各地政策实验的成效数据，对部分政策加以修订再逐步推广。既然美国许多州希望坚持保守落后的政策，那么功利主义政府的任务则是保护所有公民不受偏见。这意味着重新审视美国宪法第10修正案（即将宪法未授予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利保留给各州），而不是等待各种案件到达最高法院，再由最高法院引用该修正案将案件退回所在州进行判决。美国的各州必须向彼此学习，在政府的鼓励下进化，否则美国就不是真正的合众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