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

美国宪法的制定者是一群立法者、学者和公民，他们反复起草定下了邦联的法律基础。可为什么后来美国停止了对宪法的修订？首先，修订宪法需要在国会和州议会获得压倒性多数的支持，这在今天分裂的政治气候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自1978年诞生了降低投票年龄至18岁的宪法第26修正案之后，美国宪法再未经重大修正。与此同时，美国至今仍然坚持第二修正案，即便其保护州民兵武装的初衷早在两百年前已经实现，仍然将其曲解为保护个人的半自动武器拥有权。相比之下，德国人并不认为他们的宪法必须原封不动地被遵守，而是将其视为一份与时俱进的鲜活文件。德国经常修订宪法（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比如增补国家官方语言，增加社会服务供应，重新规范警察部队角色，以及加强隐私保护等。

若不愿让宪法成为历史遗牍，则它必须进入维基百科时代。要正确处理宪法修正案等影响深远、所涉敏感的课题，最好是成立中立公正的议会委员会，由它负责向专家咨询，审议国际案例和和参考标准，并建模预演各种后果。许多人把冰岛最新的宪法描述成一部众筹“维基”宪法，在四个月内，它得到了社交媒体用户广泛的参与，但实际上，冰岛议会有专项委员会不断起草和修订宪法，并综合了大量公民参政议政的意见和建议。这又是一个民主制和专主制携手并进的范例。

不幸的是，连美国名义上最独立的机构也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进。总统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这件事本身已经沦为一种病态的政党行为：希望对立政治倾向的大法官死在你任内，这样你就可以从自己的意识形态阵营里挑选继任者。然而，在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去世后，共和党人用一场政治秀颠覆了这种传统惯例，他们声称奥巴马任命的继任者都不具备合法性。最终他们胜利了：特朗普总统可能将至少主导三名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命。

最高法院大法官以及所有联邦法官的任命程序都具有偶发应急性质，改变这种现状的方式有很多。譬如总统可以任命一个由立法委员、律师和法律专家构成的多元化小组，根据贤德才干提出人选建议，以便职位出现空缺时供总统选择（吉米·卡特当年就是这么做的）。废除大法官终身制，引入十年任期制，确保岗位保持活力、思想保持流动。成功得到议会任命的大法官提名人往往都不太阐述自己真实的观点，仿佛在引用宪法第五修正案。为什么不让候选人清楚地阐释他们在宪法问题上的立场，并陈述希望如何修订宪法，以提高法院功效、彰显宪法的社会意义？

美国最高法院的目的是维护宪法以及保护所有公民的权利，这一点不存在争议，但为什么我们要等待偶然性的案件来决定这个国家对隐私权、或收集证据过程中科技手段的看法？在通过特殊判例释法以外，高级法院还有多种方式可以促进治理的演变。正如安妮·玛丽·斯劳特十多年前在《世界新秩序》一书中写道，法院已经成为政府间机构网络的一部分，它积极协调法律，使人民和商业交流更加顺畅。由于美国和欧盟（及其双方的公司）不断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个人数据隐私（如安全港规则和隐私权保护纠纷）等方面存在分歧，双方的法院应该彼此对话，预估新技术带来的影响，并提前准备调节监管机制，而不应等待公司诉讼找上门。在世界范围内，服务经济增长的速度比商品经济快得多，法院应该确保这块蛋糕继续做大，而不是任凭互联网巴尔干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