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2014年年初估算，我国上市银行的市盈率比国际银行水平低很多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存在潜在不良资产，二是利率市场化缩小存贷款利差导致银行未来盈利能力下降，三是红利率过低投资者不喜欢大盘股。

假定三大因素的影响各占三分之一，从估值推算的不良资产比率应该在7%左右。银行一笔贷款本来只赚2-3%的利差收入，现在本金无法收回，对银行的利润和拨备的冲销是规模是很大的。如果一笔贷款坏账，相当于同样规模贷款40年的利差收入没有了，或者相当于40倍规模的当年贷款收不回利息。因此其对银行当年利润存在几何级数的不利影响。

尤其是当前重资产行业去产能的力度还是相对温和的，如果像上世纪80-90年代那样，政府强力推进过剩产能关停并转的话，银行的大量坏账就会爆出来。

其三就是金融脱媒对银行产业的冲击。现在如火如荼的第三方支付和互联网金融不断侵占着银行传统业务的地盘，还有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的突破性发展，也就是直接融资的大幅度上升，会在银行负债与资产两端导致客户的大量流失，这对银行传统业务构成极为不利的冲击。

其四是银行资产在成熟金融体系中所占比重将长期下降。金融体系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银行间接融资比例会下降，而股票与债券等直接融资比重会上升。我们对美国和德国的成熟金融结构做个比较。一国金融总资产由银行总资产、股票市值和未到期债券余额构成。美国相关资产的比例分别是20%、 30%和 50%；德国则是 40%、 20%和 40%左右。

中国未来合理的成熟的金融市场结构，应该是介于美德之间。从制造业大国角度看，中国的银行资产比例会更接近德国，因为制造业有抵押品，有相对稳定的发展，可支撑银行的信贷业务。凡是制造业大国，银行业权重会高一些。

但是人民币要国际化，我们加入SDR后，人民币的国际自由使用会对中国金融结构提出新的要求。因此供境外投资者投资和流动性管理的、可交易的股票和债券资产所占比例应更接近美国。美国股票市值债券余额占比达80%，中国未来这两部分要有70%的规模。

因此，中国20年后的金融资产结构似乎会形成30%、30%和40%的结构。现在我们的银行资产占比70%，股票和债券各占15%。未来银行总资产的权重要下降到30%。

其实我们的国债、准国债市场未来可以比美国更有优势。省级地方政府债券，央企和国有控股的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债券，都是准国债。美国州政府的债券没什么国际影响。中国的省级政府就其人口而言已相当于欧洲的大国规模，从其未来发展潜力来看，省级政府债券也有很大发展空间，作为准国债会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因此，未来我国政府债券市场，会做的很大，以满足国际国内投资者管理流动性，获得稳定投资回报的客观需要。

再回到银行，未来20年，银行资产的权重可能要减少40%，传统银行业务肯定是要萎缩的。

其五，去杠杆意味着银行资产的增长率将大大低于经济增长率。根据中国社科院李扬主持的《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的测算， 2014年末，中国经济整体(含金融机构)的债务总额为150.03万亿元，其占GDP 的比重，从2008 年的170%上升到235.7%。包括地方融资平台的非金融企业的债务占GDP比例高达149%。

企业负债率接近 GDP的150%，显然不具有可持续性。所以现在我们提出去杠杆。去杠杆的什么意思的呢？也就是债务占GDP比例必须下降。去杠杆有两种办法，一减少作为分子的债务，一是做大作为分母的GDP。动态地看，必然要求债务的增速低于GDP的增速，只有这样，债务杠杆才能降下来。

因此，从去杠杆的角度看，未来银行信贷的增长速度必须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假如经济增长6%-6.5%，银行信贷也许只能增长3-4%。

从以上五个方面来看，银行产能显然已经过剩。至少在中短期内，我们不再需要银行业扩张。

应暂停新设银行 暂停银行上市融资的规模扩张

观察者网：银行产能过剩，那么如何才能消化？银行资产那么庞大，压缩产能，听起来很困难？

潘英丽：我们建议现在开始暂停新设银行，暂停银行上市融资。上市融资就是规模扩张，银行业都已经产能过剩了，现在的利润有很大的水份，一部分来自政策补贴。民间资本还被这些利润吸引着往里冲，后面造成无序竞争，风险就更难控制了。

现在呼唤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放开市场准入，推进利率市场化，已经为时过晚，有点教条主义，脱离实际了。现在更需要银行业的存量结构改革。

我的看法是，利率市场化、市场准入这些改革举措应该2006年就启动，按照WTO承诺， 2006年年底银行业人民币业务要对外资全面开放，但是我们并没有真正做到这一点。

1999年启动的国有银行资产重组和股份制改制，从增加资本金恢复银行功能角度看还算很成功的。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剥离1.3万亿不良资产，提供存贷款利差补贴、财政注资、外汇储备注资、央行再贷款，以及最后引进境外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把银行的窟窿给填上了，然后去香港上市融资。趁着出口和房地产业快速发展的两轮驱动，经济高速增长，银行业快速扩张，财务指标也得到充分改善。

不过，其中对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社会上两种批评。一是北京金融专家吴念鲁批评说银行股权贱卖了。当时国有银行部分股份按以1.2倍的市净率卖给外国投资者的，现在看也不能算贱卖。虽然2007年工中建交的股价大都达到净资产的3-4倍，外资银行价高时出售大都赚了很多钱。但是就11月21日收盘价来看，工农中建交的市净率大都在1倍左右。因此在当时银行功能快瘫痪的资产重组时期，1.2倍市净率出售国有银行股权不能算贱卖。

引入海外战略投资者对银行的帮助还是有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善了银行的内部管理水平；二是帮助中资银行在香港成功发售股票，补充了资本金，恢复了银行融资功能。

另外一种是郎咸平的批评。我认为他的批评可以说更为切中要害。他说，建行20%股份卖给了美国银行，建行的1.5万家分支机构中相当于有3000家分支机构在为美国银行打工。后来大家知道，美国银行抛售了建行的股票，他们退出了，战略投资者变成了战略投机者。

郎咸平讲的观点我是这样看的，其实引进战略投资者而不是让这些外资银行设更多分支机构，实质上是让外国银行分享我们银行的垄断利润和利差补贴，通过这种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政策，来避免他们准入后对中资银行施加直接的竞争压力。

就是说，我们让外资银行参股进来，轻松赚取中国老百姓的钱，却没有改善银行对国内企业的服务，中小企业还是融资难融资贵，老百姓还是排很长的队，银行服务的质量没有提高，银行垄断的格局也没有为此改变。凭什么将高利差补贴给外国银行分享？

2006年，我们没有推进利率市场化，退出利差补贴政策，没有放宽银行服务市场的准入，改革被延误，改革良机被错失。

然后到了2015年，在银行产能已经过剩的情况下，才说放松市场准入，加快对民营资本和外资银行的开放，显然对形势没有看清，产生误判了。

应加快试点国有银行分支机构的分拆出售

观察者网：前面你讲了，停止新设银行，停止上市银行再融资，目前我们看到已经新设了5家民营银行，据媒体报道还有40多家民营银行正在申请上市，这要是让他们停止，可行性有多大？

潘英丽：我的核心观点是，当前的银行改革不应是扩大增量，而是要进行存量的结构改革。具体讲，就是要对现有大银行的支行，进行分拆出售，引入民营资本的结构改革。

比如工农中建交，每家拿出部分支行试点，卖给民营资本。国有控股银行还可以保留5%的少数股份，可以派出股东董事参加民营银行的董事会，经营管理的决策权交给民营资本，风险也由民营资本承担。大银行保留小数股份，可以借此对小银行提供业务指导，并将审慎经营文化像基因一样传给小银行，避免后者不规范的经营活动。这些拟出售支行的管理者，可以回总行另行安排工作，也可以成为民营银行家。因为民营银行还是要靠这些银行专家来打理的，出售行和被出售改制后的民营仍然可维持类似的父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