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尤其是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动漫文化本身就朝着共享性的方向发展。和以前的创作者相比，当代的作者“讲故事”的作用在下降。很多时候，创作者的作用表现在设定了一个特殊的“世界观”体系，创造了有趣的、“萌”的人物形象，而“故事”的部分，则留下了大量的空白供给读者去想象、去填充，甚至是留下了大量“二次创作”（同人创作）的空间。

于是这里，作者（输出者）与读者（接受者）的关系就变得“平等”了起来——当然，挣的钱肯定是不平等的——由于读者有大量的想象空间，因此作品里的人物形象可以被无限地授权应用于各种商品。同时，读者的反馈、二次创作都能够扩充作品“世界”的范畴，增加作品的热度。读者直接参与到作品的生产与推广中，文化就变成“共享”的了。

正因为这种文化性质的转变，过去的“强势文化输出”就变得不那么“强势”。创作者失去了对读者的绝对统治，而外国读者与本国读者也是平等的，因为都可以自行展开想象与再创作。这并不只限于动漫领域，对于体育、娱乐明星也是这样。例如，冬奥会期间，一些日本体育明星同时受到中日两国粉丝的追捧，一些中国粉丝的热情与同人再创作能力（比如创作“同人图”）甚至超过了日本粉丝，乃至反过来成为日本粉丝所崇拜的对象。这也是一种新时代的跨文化交流了。

2月14日，羽生结弦在新闻发布会上接受了记者采访。

包括对娱乐明星也是如此，尽管日本娱乐界一直被认为比较“守旧”，但娱乐明星也在渐渐地跳出过去由“大型事务所+电视台”主导的模式，努力寻求更多的网络流量。而在“流量”领域，中日显然不是一个数量级，甚至连以传统僵化著称的老牌偶像事务所杰尼斯，近年也开始面向海外市场，改变自己的造星策略，甚至不惜“蹒跚学步”也要扩展自己的网络影响力。反过来说就是，中国粉丝与日本粉丝同样，都在改变日本娱乐业的生态与造星模式。这就是新时代的“交流”。

可能也有读者会说，这不还是“日本娱乐文化影响中国年轻人”吗？是，但又不是。

日本娱乐文化本身，其实原本就不是那么地“日本”。往早了说，日本战后动漫界的开山“巨匠”们，大多都怀着“改造日本文化”的意识，从题材到表达方式，受到迪士尼、苏联动画，还包括中国动画的影响，也广泛采纳各国文化元素，对日本本国的传统文化，反而多有解构、批判的色彩。

往近了说，日本战后以贸易立国、经济立国，娱乐文化作为一种贸易产品，可以说是相当“西化”的。比如著名的凯蒂猫（hello kitty），日本生产商在设计这个角色时，构想的反而是“一个英国女孩”。畅销全球的任天堂游戏形象“马里奥”是一个从中世纪火龙口中拯救公主的意大利水管工人。而同样具有中世纪背景的，还有著名的“勇者斗恶龙”系列。

《东京八分钟》片段

“日本娱乐文化”如此的“不日本”，客观上也有利于“交流”——而不是单方面的输出——的展开。中国产电子游戏《原神》即使是在“对华恶感超过九成”的情况下，仍然风靡日本，一方面的确是因为它是日本人所熟悉的“日本形式”的游戏；但另一方面，当游戏注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时，它也显得非常自然。

有一些中国产的化妆品品牌，因为包装制作精致又价廉物美，在日本年轻女孩子中很受欢迎。“包装制作精致”可以说是学的日本化妆品的商业模式，但同时包装里又包涵了日本产品所不具有的中国式审美内容，因此受到追捧。

笔者以为，这种“输入”与“反向输出”的复杂形态，就是当下“乐热”的关键。日本的娱乐文化起步早、模式成熟，因此先创造了一种生产与传播的“模式”。但随着文化的卡里斯马性降低，共享性质增强，中国的创作能力与网络传播能力发展起来，就给这种“模式”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这样一种相互的牵引的关系中，两国网民之间的互动自然会越来越活跃。这里面有共享、娱乐，也有摩擦、冲突。与“经热”相比，“乐热”仿佛更容易被普通人所感受到，它将对中日关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是很值得继续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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