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官僚制度、政党制度、军政制度所指向的国家的有效性，正是亨廷顿学术生涯的第一个三十年（1948—1976）的思考重心的话，那么，亨廷顿第二个三十年（1977—2007）的主要精力无疑是放在国家的正当性上，他1981年的《美国政治：失衡的承诺》（以下简称《美国政治》）、1991年的《第三波：20世纪晚期的民主化浪潮》（以下简称《第三波》）、1996年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2004年的《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以下简称《我们是谁》）都把重心放在政治共同体的共识性、共同性和正当性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相关竞争之上。他认为，共同性对于一个政治共同体而言极为重要，在二战后民主化运动风起云涌的美国政治中，新教伦理支撑的“美国信念”根深蒂固，年轻一代人质疑的是老一代人的统治能力而非体制的正当性。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的转型政治中，在转型初期，程序的正当性大于绩效的正当性，在转型中后期，绩效的正当性决定程序的和体制的正当性。在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中，世界上的几大主要文明及其核心国家都在追问“我们是谁”，都以自身政治共同体的共同性为标准划分他我、敌友，文明的差异可能引发文明的冲突。在21世纪初美国国内的文明冲突中，美国国族认同的正当性危机源于1965年开始的文化民主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所导致的“去美国化”，在国家存亡的危急时刻重塑正当性，需要充分重视美国的“英国性”，因为美国的所有政治制度都可以从英国新教革命时期找到根源。

贯通亨廷顿前后两个三十年的，正是国家的正当性与有效性之间的辩证关系。统治水平低、统治能力弱等国家的有效性及其引发的正当性问题，不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个二十年新生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问题，也是西方民主制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初起就同样遭遇的重大困境，更是第三波转型国家普遍面临的转型困境、情境困境和系统困境。转型困境主要是指如何处理转型前业已存在的文官群体和军官群体。对于前者，亨廷顿之所以建议采取消极的无为原则：“不起诉，不惩罚，不宽恕，不遗忘”，是因为在他看来，官僚体系恰恰是国家的共同性和正当性的根基所在。对于后者，他的主张是其1957年的《军人与国家》和《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第四章核心主张的自然延伸，区别只是《军人与国家》发掘的是文官控制军官的理性化模式，而《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和《第三波》则描述了这个理性化模式的反面，这个反面，就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军人干政困境。情境困境考验的是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发展能力、转型能力和干预能力。系统困境如果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导致人们失去对“政府的形”的信心，无论民主制还是所谓威权制，都将因为统治能力的孱弱而失去正当性。

也正是因为秉持国家的正当性有有效性之间关系的辩证观，亨廷顿的政治变化理论才可以解释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所提出“现代”国家范式所无法解释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就是美国究竟是一个“新社会、旧国家”，还是一个“旧社会、新国家”。亨廷顿似乎单枪匹马挑战了联邦党人、托克维尔和“美国世纪”的政治学界和外交决策者所坚持的文化与政治上的“新政治科学”“民主世界主义美国论”和“美国例外论”。联邦党人的“新政治科学”认为，美国意味着人类社会实现了从小国寡民的古典共和向广土众民的现代共和的转变，美国因此是一个新国家、一个全新的现代国家。托克维尔则认为，美国没有经历欧洲式的社会革命，却享受了社会革命的政治成果，美国新大陆与欧洲旧大陆之间的最大差异在于，以身份平等为前提的民主制与以等级制为前提的贵族制之间的分野，美国代表着民主这个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美国例外论”则认为，美国是理性化的现代国家楷模，美国的政治制度、政治能力和政府形式以及正当性和有效性都是非现代国家学习的典范，这一点与美国人作为“上帝选民”、美国作为“世界帝国”的政治神学互相证成。按照亨廷顿的思路，这三种看法都意味着美国和美国人把自身的独特性当成了普遍性，从而把希望其他国家变得和自己一样之类的政治条件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轴。亨廷顿对这几种不同样态的“美国例外论”进行了釜底抽薪式的反驳：即美国并不是一个“新国家”，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它既不是一个欧洲式的民族国家，也不是一个理性化的现代国家，美国事实上、实质上是一个“新社会、旧国家”。

托克维尔

亨廷顿这个“新社会”的提法受到了托克维尔的影响，但是，二者的“新”之为“新”又相当不同。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中，亨廷顿直接借用了托克维尔的说法，即美国是一个身份平等的“新社会”，但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个“新社会”除了政治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根源。在《美国政治》中，亨廷顿完成了这个工作，“旧国家”是相对于欧洲大陆国家而言的，即美国并不具备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国家性”，美国的所有政治制度都有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英国的新教革命时代的根源，“美国信念”的诸政治原则都根源于英国新教革命，新教革命虽然没有在英国本土取得成功，却在英国的美洲殖民地开花结果，所谓“新社会”实质上是新教社会，这是亨廷顿与托克维尔的差异所在。同时，各殖民地继承的是英国中世纪晚期的“都铎政体”，美国在诞生时就已经有了一个政府、一个政治秩序，英帝国对它们来说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权力和权威，因此，美国人所擅长的不是创建一种拥有极大权力和权威的政治体系，而是限制权威和分割权力；也正因此，美国是一个“旧国家”而非“新国家”，美国的政治架构不是“现代”的，而是传统的。

可以看出，亨廷顿之所以强调“政府的度”而非“政府的形”的重要性，恰恰是意识到美国政府形式中根深蒂固的传统性、保守性和反现代性。从美国建国到1968年，这一点基本上始终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在1968年《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出版至今的50年中，这一点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改变。如果用新与旧来区分现代和传统，美国显然不是一个现代国家，但它却又拥有现代的政治制度，亨廷顿认为，美国是政党制度这个“唯一的”现代政治制度的真正发源地。

对亨廷顿而言，只有揭示“现代”国家本身的“非现代性”，才能超越现代与传统二分法，形成新的理论视野。他之所以提出不同于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的“政治变化理论”，就是为了剥去笼罩在国家身上的现代外衣，使国家从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理论中被经济社会因素左右的被动状态中走出来，获得自主性，凸显国家在政治世界中的至关重要性。进而，他认为必须区分政治变化的目标和方向，重视通往现代性的道路和过程。国家可能走岔道、走弯路、走错路，但这主要是因为不同国家的统治能力千差万别，这一差异超越了政治的、宗教的和文化的意识形态。亨廷顿的这一洞见，不仅提升了政治变化及其过程本身的重要性，更揭示了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能力和统治水平对于政治生活治乱兴衰的现实与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