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默文·金、约翰·凯】

在一些名牌大学里，很多研讨会已降格为一帮学科新人间排外的口舌游戏，比起诚心探索现实，他们更看重晦涩不明、自我指涉的场面话，这类研讨会我参加得太多了。

—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

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曾引用自己美国经济学会会长演讲中的话，说道：“这场演讲中我主要想阐明的是，宏观经济领域的研究……已获成功：它的核心问题，即经济萧条预防，就各种实用目的而言，都已得到解决，事实上，该问题数十年前就已被解决。”

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工业化世界经历了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随后的10年里，世界经济增长异常缓慢，且这种情况持续得比预想要久。和战争一样，金融危机已多次发生。但战争和金融危机都是特殊现象，都不是某平稳过程导致的结果。经济学理论的突破备受卢卡斯称赞，然而它并不能预防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这些先进的理论也没能为决策者提供处理经济衰退的必要对策。在卢卡斯描述的经济模型中，他假定经济结构平稳且没有变化，而特殊事件源自市场经济本质上的不稳定性，因此他的模型无法解决这些特殊事件。

约翰·凯 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首任院长，《极端不确定性》作者之一

宏观经济中的“风洞”模型

二战之后，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在经济学中被广泛使用，此时很多经济学家认为建立“风洞”型经济模型是可行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经济模型规模虽大，但本质上都是机械的—有的模型就是事实意义上的机器。国民收入模拟计算机由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的新西兰工程师比尔·菲利普斯设计，该机器是一台基于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思想的液压计算机。人们造了大概十多台这样的机器，并将其用于世界各地的经济部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也重建了一台，状况极佳的这台机器现展于伦敦科学博物馆的数学展览馆，另一台尚可运转的机器存于剑桥大学工程学院）。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电子器件取代了液压部件，凯恩斯理论模型进一步发展并在计算机上运行。凯恩斯时代的研究方法本质上是实用主义的，它假定经济总量间的简单关系会保持稳定。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似乎是一个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黄金年代，但世界经济根基的稳定程度远不及其表象。二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里，通货膨胀在缓慢推动。到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甚至冲击了一个人们曾奉为圭臬的观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可以消除经济不稳定性。菲利普斯曲线（比尔·菲利普斯的另一项创造）将工资增幅和失业率相联系，并声称二者和消费函数一样，存在稳定的实证关系。该曲线表明，长期看来，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存在交替关系，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反之亦然。但20世纪六七十年代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逐步升高，这证明曲线中的观测值并非平稳过程的结果。

笔者之一曾加入剑桥经济增长项目，参与创建英国最早的一批计量经济模型。这些模型有效地展示了一个经济体中，不同组成部分是无法完全独立发展的。这些模型可以找出会计约束，而会计约束可以帮助调整消费、投资、出口以及政府的开销，使之与全国总收入和总产量对等。国民核算系统在20世纪30—50年代得到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应用。时至今日，该系统仍为整理和理解经济学数据提供不可或缺的框架。但是，剑桥经济增长项目的模型无法解释工资和物价的波动，也无法分析总产量水平的短期变化，这两者取决于对未来通货膨胀率和经济发展的预期。

倘若凯恩斯尚在人世，他可能会告诉他剑桥大学的同事极端不确定性是理解经济学的根本，计算机里的经济模型无法轻易预测未知的未来。1939年，凯恩斯就荷兰人扬·丁伯根开创性的统计学研究发表了一篇评论。该研究是当时的新兴学科计量经济学的基石之一。凯恩斯主要批评了丁伯根新方法中假定经济关系稳定这一点：“（该研究）最重要的前提是，除我们特别关注的那几个因素的变动以外，所有相关因素必须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统一且同质。”凯恩斯曾这样谈及丁伯根：“此人最大的缺点是，他不会多花些时间考虑某项工作是否值得继续，他更感兴趣的是继续埋头工作。”凯恩斯相当有先见之明，他已经预见到了后辈们在研究中无法拒绝的诱惑。

不加道歉的预测

经济学预测者在预测经济的实质下滑时，战绩很是恼人。2016年，《经济学人》研究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春季《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的国家经济预测。报告发布的当年至第二年，其间国家产出减少，则被定义为一场经济下滑。在此期间全球总共有207场经济下滑，而该报告未能准确预测其中任何一场。这个发现有力地质疑了我们预测总体经济波动的能力。似乎当GDP没有太大变动时，我们才能预测其走向，但我们无法预测经济活动中的大起大落。

在任何一场重大经济危机中，总会有人声称已预见到它的发生。有些人专精于对未来糟糕的情况做出预测，他们的预测就像停住的时钟一样，有时候能歪打正着。但是，鲜有经济学家预料到了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至于央行和私人机构用以预测的模型，它们似乎更适合预测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稳定期的产值和通货膨胀率（那个时候最好的预测就是从过去的经验中寻找规律），而难以察觉工业化社会中银行系统近乎崩溃的前兆。但显而易见，预测后者远比预测前者重要。

和对经济预测的需求一样，对其价值的怀疑似乎从未断绝。即便如此，有人依旧沉醉于经济预测，甚至仍旧不肯否定其能力的局限性。2010年，欧洲央行发布了一篇技术文献，以评估其欧洲经济分析模型，文献称其经济模型在分析欧洲经济方面“颇有成效”。这篇文献并未参考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让—克洛德·特里谢是欧洲央行下设机构的负责人，该机构负责建立该经济模型，并聘请了撰写该文献的专家。他对这个模型持不同看法：“作为经济危机期间的决策者，我发现现有的模型帮不上什么忙。事实上，我的话可以说得重一些：面对经济危机时，我们感觉自己被传统的经济工具抛弃了。”无独有偶，世界各地的央行和财政部门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默文·金 英国央行前行长，《极端不确定性》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