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可以这么说，当时的德国走上了一条依照帝国主义方式发展生产力的路径；而十月革命则为人类开辟了新的发展前景，从此社会主义成为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或方法之一。

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从一诞生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另外一个是国际主义的、或者说全球南方的。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成功实践，一方面明确表明当代世界体系中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共产党人认识到在发达资本主义内部爆发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很渺茫。

这样一来，列宁开始把目光转向东方，他认识到当代世界体系的矛盾已经不再是帝国主义宗主国内部的阶级矛盾，而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与帝国主义宗主国统治之间的矛盾。这一战略判断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兴起验证了这一判断。

我认为列宁最初判定的这个矛盾到今天基本也没变，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矛盾。不过，由于这一矛盾催生了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这样一来，中国革命、中国道路就正好是处在两对矛盾融汇的焦点上：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矛盾。这两对矛盾的张力构成了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背景。

这里我想强调，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不是作为一种遥远的目标，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一种方法。我们要更多强调作为方法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性。

就拿中共二十大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来说，它们之间是会有矛盾的。比如，人口最大规模的现代化，与绿色和谐没有矛盾吗？与和平发展没有矛盾吗？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比如德国）上，也不同程度存在过，但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它们是不可协调的，是不可能同时构成一国现代化特征的。

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归宿，同时也是一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它向世界庄严地宣示，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协调好发展与绿色、发展与包容平等、发展与和平等各种矛盾。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习总书记对党的生产力理论的最大贡献。这里要格外强调下新发展理念对于党的生产力理论的重要性。

习总书记指出：“新发展理念是一个系统的理论体系，回答了关于发展的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

新发展理念的意义在于，更加鲜明而具体地强调了生产力发展的时代特点，紧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加鲜明而具体地强调了不断调整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更加鲜明而具体地强调了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协调性和可持续性，强调产业间、城乡间、区域间、国家间以及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改善，强调处理好当前和长远、局部与全局、重点与一般的关系；更加鲜明而具体地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

所谓新质生产力，是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形成的。借用演化经济学家的观点，一次技术革命，总会形成与之适应的技术经济范式。今天，我们要推动以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也需要有一套与之适应的新范式，这种范式指的是一套全新的技术原则和组织分工的原则。

从技术经济范式的角度看，就会发现生产力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它是有轨道、有方向的。开始可能有好几条潜在的技术发展轨道，但技术经济范式一旦形成，就会抑制某些轨道，鼓励技术按特定轨道发展。

观察者网：这就是说，新发展理念决定了我们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和方向轨道，决定了构建技术经济范式的方式，决定了“五大特征”之间可以协调发展。

孟捷：是的。习总书记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是与新发展理念相契合的生产力。在最近刊发在《经济研究》的一篇文章里，我们也阐释了这一点。

党如何成为一种经济制度

观察者网：如何理解您在《关键》这本书里面提及并阐释的习总书记早年提出的“经济的政治化，政治的经济化”。“经济的政治化”就是说在发展中，党作为政治领导要设定轨道，影响范式，影响组织与分工联系。您在书里面还提到：“把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提升生产力作为自身使命，党对经济的统一领导意味着党也会执行生产关系职能并嵌入经济成为一种经济制度”，这个提法比较新颖，如何理解？

孟捷：党如何成为一种制度或者制度的构成要件？我想从国家职能的角度来说明。

一般讲国家职能有三条：第一提供公共产品，第二克服市场失灵或维护经济稳定，第三调节收入分配。这三条是所有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都要发挥的一般职能。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国家职能多了一条，就是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是国家的特殊性职能。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作为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特征的特殊性职能，决定性地影响着国家经济治理的其他一般性职能。举一个例子， 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央主导的4万亿投资计划，其中很大的一个投资项目就是中国高铁。数字显示，2008年到2009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增幅达到68.24%，这以后再没超过，可见国家发挥了稳定经济周期、克服市场失灵的一般性职能。

但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高铁项目是早在1996年就进入了国家规划。1996年高铁进入国家发展规划时，不可能预料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会发生，因此，发展高铁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克服市场失灵，更何况，高铁建设的长期投入以及运营亏损，无论从普通银行项目贷款还是私人社会资本回报率看，都是无利可图的，美国与欧洲国家都已经不提供这种超大项目基础设施的投资了。高铁网络建设的上马是为了满足14亿人民出行难、解决我们这个大国资源调度运力的瓶颈，这意味着，发展并投资于高铁首先是为了贯彻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国家在此发挥了特殊性职能，这一职能最终又与国家的一般性职能结合在了一起。

还有一个例子是精准扶贫。2015-2020年，党中央发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召，我国扶贫政策从“区域扶贫”转向“精准扶贫”。与国外常见的通过转移支付开展扶贫的方式不同，精准扶贫还努力为居民赋能，通过各种综合性生产扶贫手段，帮助其参与市场、参加生产以实现脱贫。这事实上意味着，国家努力确保将“温饱”作为公共品提供给每一户农村贫困居民。

2021年4月6日，北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向国内与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圆满实现全面脱贫的成就。图源：澎湃影像

观察者网：就是说工具型的韦伯式官僚主义国家机器也可以克服这些市场失灵与公共品服务等问题，但它号称去政治化、追求工具中性，往往是缺乏正确理念，实际上的结果也并不中性。而社会主义国家就旗帜鲜明地提出，国家机器在政策实施中的运行，要兼顾社会价值目标，保障这些价值目标不会被官僚主义忽视、排斥，这就需要一个使命型政党，对吗？

孟捷：对，要有一个先锋队政党来贯彻落实，所以党就嵌入到经济制度当中。

说到韦伯，他是国家工具主义理论的代表。韦伯的理论中也有帝国主义的影子，代表着德意志帝国，也就是容克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他又强调社会科学的价值中立，这是一种非常虚伪的表达。或者他以为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跟中性的官僚体制是一回事。这是一种纯粹的“术”，而没有“道”。德国为此迷失了方向。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努力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背后的主体是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党代表了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甚至通过“一带一路”等倡议还代表了全球南方的利益。虽然这样的关于党叙事在我们的教科书里目前还没有完全反映出来，但已经是呼之欲出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终结了历史终结论

观察者网：最后还有个比较挑战性的问题。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越来越清晰，中国式现代化方方面面的推进显示出了巨大优势，给予全球南方国家鼓舞与启发；而西方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阵营放弃了“公平竞争”目标，陷入自我孤立的“脱钩”状态；那么，我们可否说中国为人类开辟出了一种普遍的道路呢？南方国家也可以以中国道路为蓝本发展自己？虽然我们不输出道路模式。

孟捷：好像不能这么说。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我看来仍然是一个过渡阶段，或者说是一条道路。

还要从列宁讲起。之前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社会主义的含义特别体现在《哥达纲领批判》的目标描述中。列宁之后，社会主义的含义就更加丰富了。

“列宁之问”曾经提出，为什么不能先变革生产关系，然后在文化赶上其他国家、最终促进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在列宁之后，社会主义至少就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是《哥达纲领批判》中作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二是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特殊道路，后者意味着，社会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

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多人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时候，没有仔细分清社会主义是指道路还是目标；也没有区分是作为一个成熟的经济社会形态，还是作为一个过渡阶段。

在中国道路这个独特的过渡阶段中，现代大生产的分工协作方法存在有两个经济活动的调节者，如果只有一个（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那就不存在过渡阶段。两个调节者也体现在我们党的政策话语里面：我们的基本经济制度中有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有按劳分配有按要素分配，有市场发挥基础性配置资源作用，也有强调更好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

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过渡阶段，所以不能说这个现状代表了某种终结范式，中国共产党也从来没有把自己这套制度看作人类经济组织的最终模式。随着生产力发展，一定还会出现新的分工协调方式以及它们的不同组合。

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西方学者所谓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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