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五大特征来说，它们之间是会有矛盾的。这些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也不同程度存在过，但在资本主义的制度框架下，它们是不可协调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生产力理论的归宿，同时也是一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言，它向世界庄严地宣示，中国式现代化能够协调好发展与绿色、发展与包容平等、发展与和平等各种矛盾。”

近日，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复旦大学出版社和观察者网联合举办“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研讨会暨《关键——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道路》新书发布会”。

该书的作者是孟捷、强世功、白钢和鄢一龙，四位来自不同学科的60后与70后的学者组合。该书是国内首次跨学科，从哲学与历史、法学、文明、经济社会等不同角度，摆脱西方学术范式、基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框架，论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道路中的性质以及所发挥的核心作用的著作。会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孟捷教授和观察者网交流了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道路”的理解。

2024年4月20日，研讨会现场。图源：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

中俄革命实践对“生产力理论”的突破

观察者网：您在研讨会上的发言中提到：中国共产党是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政党。“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是一个很新颖的提法，这个提法在理论上意味着什么样的突破，还请详细介绍一下？

孟捷：对大众来说，“有机生产方式”这个词的确相对陌生，实际上我是用这个词来概括列宁晚年关于生产力发展的思想。列宁在1924年临去世前写了一组文章，其中有一篇题目叫《论我国革命》，文章回应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对苏联十月革命合法性的各种质疑。因为跟西欧国家比，俄国当时生产力是很落后的。在俄国革命之初，受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影响，即便是在布尔什维克内部，也认为俄国革命只是一个导火索，是触发欧洲尤其是德国爆发革命的导火索，一开始并没想到在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列宁在这篇文章中论证了两个问题。第一就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虽然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路径，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变革展示了历史必然性一面，但列宁认为十月革命的爆发具有特殊性或偶然性的特征——世界大战使得俄国成为帝国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一个先锋队政党发挥主观能动性，捕捉到革命稍纵即逝的时间窗口，结果取得了十月革命的成功。

列宁提到的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取得政权，即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然后再实现文化或生产力的发展，赶超其他国家。我理解这就是列宁定义的生产方式的 “有机变迁”，一方面赋予上层建筑的变革以格外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强调整个变革以解放发展生产力为旨归，从而真正实现向一个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跃迁。我在《历史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里，对列宁的这个思想做了较为详细的阐发。

观察者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因果链条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的根本进步推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革，俄国的革命和列宁的理论将它倒过来了，岂不是颠倒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全新的思维框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等已经预示过有这种可能？

孟捷：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在列宁之前的确不是一点端倪都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大的争论。第一次争论是在恩格斯的晚年，他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头面人物私下里写信展开辩论。这一辩论聚焦在经济决定论和对国家作用上。那个时候我认为恩格斯就想纠偏了，因为在这些书信中他讨论的主旨之一，就是关于国家等上层建筑的历史作用。

十月革命后，意大利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葛兰西写过一篇文章，题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他表达的意思跟列宁晚年思想完全一样，他认为：俄国布尔什维克以他们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机械。十月革命的胜利虽然否定了《资本论》的某些结论，却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精神：马克思主义从不把人看作单纯受到经济规律的客体，而是把人看作历史运动中的至高无上的主体。同时，葛兰西又说：“人是懒惰的。他们需要把自己组织起来，先是从形式上联系或联合起来，然后在思想和愿望上更密切地结合起来。”

俄国十月革命

观察者网：记得葛兰西创造了“有机知识分子”概念，来描述先锋队的动员与组织过程，“有机”这个字眼在他和列宁这里，有何特殊含义？

孟捷：应该说是有共性。为什么大家都用“有机”这个词？“有机”（organic）强调的是内在密切联系。有机知识分子强调知识分子跟特定的社会集团和阶级之间的联系，把阶级的利益诉求通过理论来展现。

列宁则很清楚，在上层建筑的变革和生产力的提升之间，必须建立某种有机的联系，这样才能造成生产方式或经济社会形态的嬗替。所以十月革命不是如第二国际所讲的仅仅是一个“政变”，而是先引起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引起生产力的质变，以便为新的生产关系找到其生产力的基础，最终实现新旧生产方式的更迭。有机变迁的落脚之处，还是推动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等文章里面反复强调，新生的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的竞争，归根到底要创造超过美国的劳动生产率。这样一来，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理论中，就同时包含一个生产力理论、一个关于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包括如何建立一个完整而独立的工业体系、选择何种资源配置方式、遵循何种经济发展战略等。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就不难理解，中国道路也是一条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是以推动有机生产方式变迁为使命的政党。相应地，中国共产党也必然有自己的生产力理论。从这个角度出发，还可以理解今天为什么对新质生产力问题给予了这么大的关注。

在《关键》一书里我指出，列宁只是在若干短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相关看法，还有很多问题没解决，这些问题就留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首先是在《矛盾论》中继续研究和探索列宁还没有完整回答的问题，在建国以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期间，他又继续对这个问题深入思考，实现了进一步的升华。

今天来看，《矛盾论》写作的年代很有意思，1937年8月，这是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一个月份。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写的不是军事文章，而是一部抽象的哲学著作？这就反衬出毛泽东的视野宏远。因为，他首先关注的是中国道路、中国革命性质这些问题。他想探索的终极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能不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国家取得成功？

在窑洞中撰写著作的毛泽东

观察者网：因为那时候的中国跟俄国相比，工人阶级更加薄弱，我们的军队组成和党的基础成员成分更多是来自农民、知识分子、地主，只有很小一部分是工人。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当时也在质疑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代表的纯洁性。

孟捷：是的！所以这样就有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的学说，毛泽东依靠这些概念就把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融为一炉。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当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生产关系变革在此属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专门有一章是斯大林亲自写的，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这一章当中，很遗憾，斯大林又回到第二国际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去了。斯大林写这个章节的时候，苏联的生产力水平相对于革命前已经大大提高了，工业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所以斯大林认为苏联已经有了先进的生产力技术，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开始向共产主义过渡。

苏联当时成了工业国没错，但还没有超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以那时候的斯大林有点过分乐观了。他回归第二国际的生产力一元决定论，放弃了列宁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思想，似乎主要是想为其体制寻求理论的正当性。与斯大林不同的是，按照列宁的“有机生产方式变迁”论，苏联的社会主义其实还只是朝向《哥达纲领批判》所属望的那种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过渡阶段。

观察者网：我不禁想起来英国最早发展工业资本主义的时候，也是在生产关系土地制度层面出现突破性的变革，即大规模圈地“羊吃人”运动，然后才出现了生产力的飞速提高和工业革命。

孟捷：的确，在《矛盾论》中他所想的还只是中国道路，而在建国以后，毛泽东试图把《矛盾论》论述的思想加以一般化，即推广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道路上。而在他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就直接讲过：在资本主义历史发展进程中，也是先变革生产关系，然后再引发生产力的根本革命。

可以说，毛泽东在晚年曾试图将他的理论一般化，即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都遵从这个不同于第二国际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