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孟捷】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不懈地推动中国经济制度变革，建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市场经济体制，成功地实现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下面，我就中国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在当代中国经济制度变迁，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中所起的作用谈谈我的理解。

一、中国共产党是自觉承担了特定历史功能的使命型政党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屡次指出，中国革命的根本使命，在于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解放生产力。他写道“最根本的问题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政治、军事的力量，是为着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推翻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目的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¹

成都：城市长高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以后，从邓小平到习近平，也以类似方式界定了改革的使命。邓小平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²所谓“第二次革命”，是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参照而言的；作为又一场革命，改革同样具有毛泽东所描述的功能，即破除妨碍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发展的力量。习近平发展了邓小平的思想，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³，这相当于宣布，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使命都在于破除一切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力量；在此意义上，中国共产党是自觉承担了特定历史功能的使命型政党。要更为深入地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借助历史唯物主义，对党的这种性质和作用作一个分析。

在考察由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更先进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一般认为，生产力的根本提高是这种过渡的先决条件。然而，生产力的这种在“事先”意义上的因果作用，只能解释世界历史过程中那些直接符合必然性或一般性法则的变化，并不能解释偶然性或特殊性在其中发挥重大作用的制度变迁过程。在历史制度变迁中事实上存在两条道路：一条是由生产力的根本改变为先导，继之以生产关系变迁的道路；另一条则是上层建筑发生改变，进而导致生产关系变革的道路。

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承认制度变迁有两条道路，还需要对第二种制度变迁路径与生产力的关系，以及两种制度变迁路径之间的关系作出进一步解释，换言之，必须对世界历史中分别代表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加以协调处理，以便提出一个更为全面的制度变迁理论。笔者曾提出，在存在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场合，只有在生产关系的变革最终引发了生产力的质的进步的前提下，才会导致生产方式的具有不可逆性质的整体变迁。

在这一变迁中，生产力发挥了“事后”意义的归根结底的作用（或可称为结构因果性作用）。笔者将这种生产方式的整体性变迁，即不仅通过政治权力的变化改变了生产关系，而且最终促成了生产力水平的质的提高，称作“有机生产方式变迁”。有机生产方式变迁将上述两种制度变迁道路融合为一，带来了经济社会形态的最终嬗变。⁴

二、列宁、毛泽东与有机生产方式变迁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列宁明确意识到了上述问题。十月革命后，以考茨基等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试图从生产力一元决定论出发否定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里对这些批评意见作出了回应，他写道：“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上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既然建立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⁵

卡尔·考茨基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笔者曾将这个回应称作“列宁晚年之问”⁶，其中包含两方面含义：第一，在列宁看来，世界历史是由特殊性和偶然性组成的，不仅包含一般性和必然性，十月革命成功地爆发在落后的俄国，体现了这种特殊性和偶然性。第二，列宁问：凭什么不能先夺取上层建筑，建立苏维埃，然后再从文化或生产力上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呢？如果说第一点涉及世界历史的特殊性和偶然性因素，第二点则涉及制度变迁和必然性法则的关系。列宁试图将这两方面相结合，体现了他对前述有机生产方式变迁的自觉意识。

作为革命家，列宁在革命前已经提供了相应的理论，以解释俄国革命这一偶然性何以可能变为现实。我们把这一理论称作关于革命的特殊性理论，在这一理论中，列宁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解释了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行性。就客观方面而言，列宁在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指出，俄国是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就主观方面而言，则有列宁在《怎么办》里提出的建党学说，其中包括先锋队党的理念以及工人群众阶级意识要从外部灌输的观点。一个先锋队党在关键时刻的政治决断，就像一柄利斧砸碎了薄弱的链环。十月革命是在列宁关于革命的特殊性理论的指引下取得成功的，这个理论揭示了世界历史在特定条件下开启的时间窗口，使布尔什维克得以把握机遇改变历史。

类似的，在中国，毛泽东也为中国革命提出了一个特殊性理论。从其井冈山时期的著作，到抗战时期的《论持久战》，再到《新民主主义论》，可以清晰地看到这种理论的发展。毛泽东最先是从回应下述问题开始的：在井冈山这样的地方搞工农武装割据，为什么是可能的？他的回答是：第一，因为帝国主义是分裂的，第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是分裂的，因此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继而由农村包围城市。⁷从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这个战略判断不断得到应验，中国革命的力量得以持续发展壮大，最终完成了中国革命。

上述特殊性理论的成功运用，意味着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所开启的是第二种含义的制度变迁道路。列宁和毛泽东的深刻之处还在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制度变迁的第二条道路，必须最终和第一条道路相结合才有意义。列宁晚年之问直接提出了这一问题。⁸毛泽东则通过反思历史唯物主义，试图进一步从哲学的高度回应这个问题。

在《矛盾论》中，为了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作用，他重新认识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正如他提出的，这两对范畴之间的关系，在特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具体而言，当着不变革生产关系就不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革就具有决定性意义；当着不变革上层基础就不能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就具有决定性意义。⁹这些论述一方面是对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明确提示，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制度变迁第二条道路的意义最终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