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长期认可的极端情况下商业性融资利率上限为100%，政府官方禁止收取利息超过本金。【2】罗马帝国时期就规定了亚洲利息上限为12%，累积利息不得超过本金，债权人最多只能收取债务人收入的1/4。【3】

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在其千年历史中长期维持12%—12.5%的法定年利率上限，在一些世纪里还降低到4%—8%。【4】但在兴起之后一开始就是靠征服拜占庭领土实现扩张的伊斯兰社会，其实际利率水平远超上述水平。

蒙古西征后，中亚、西亚色目商人的超级高利贷“羊羔儿息”传至中国，南宋使臣出使北方蒙古占领区时目睹这种年息100%、每年滚动计算复利、10年利息等于本金1024倍的超级高利贷，震骇不已【5】。直至朱元璋北伐胜利之后，“羊羔儿息”方才在中国全面禁止。【6】

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伊斯兰教法禁止利息的规定导致许多穆斯林国家形成了正规金融部门与非正规金融机构分割的二元金融市场。

现代银行业利率过低，在国内市场难以开展业务广泛吸收资金形成有效的资本积累，成为这些国家资本积累严重不足、高度依赖外援资金的关键原因之一；而国内金融市场则被非正规的高利贷资本占据，正规金融部门的低利率、无息资金通过一系列灰色操作大量流入高利贷市场，成为权贵阶层非分收益的源泉。

在上世纪中期阿富汗政府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前3个五年计划中，外援占实际投资的比例分别高达78.5%、81.6%和79.6%。【7】但在民间，阿富汗普通平民普遍负有高利贷债务。1970年代，喀布尔以北考希达曼地区居民88%负债，债务利率高达10—30%。【8】

（二）“埃尔多安经济学”扭转土耳其数十年利率上涨趋势

在埃尔多安执政之前，土耳其经历了持续至少近40年的利率上涨，利率之高，令人惊骇。审视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变动。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1964—1986年间，以贴现率为基准利率，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从7.50%（年率）一路上涨至52.00%的高峰（1984年起）。

1987年起，以央行政策利率为基准利率，当年年均央行政策利率为42.36%，贴现率为45.00%，到1990年，央行政策利率就上涨到了62.72%。1990—2002年13年间，仅1991（59.87%）、2001（59.00%）、2002（44.00%）三年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低于60%。其余各年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均超过60%，1995（106.31%）、2000（183.20%）两年超过100%，最高的2000年高达183.20%，接近200%。

埃尔多安政府正式开始执政首年（2003年），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从上年的44.00%大幅下调至26.00%，2004年进一步下调突破20%关口至18.00%，2009年下调突破10%关口至6.50%，2010年下调至1.63%的低谷，直至2017年，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一直保持在个位数。2018年，土耳其年均基准利率从上年的7.25%上调至22.50%，2019—2021年分别为10.50%、15.50%和12.50%。2021—2022年，在通货膨胀压力猛增的情况下，土耳其数次逆势大幅度降息，其中2022年连续4次降息，基准利率累计下调500个基点至9%。今年1月19日，土耳其央行宣布维持9%的基准利率不变。

（三）降息为什么是“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土耳其经济增长与社会机制关键所在

降息之所以对“埃尔多安经济学”如此重要，一方面是因为埃尔多安执政前土耳其的利率本身就高得不正常，是持续奔腾式通货膨胀和雪崩式汇率贬值的产物，降息是当时重建土耳其宏观经济稳定的必需措施。

另一方面，降息在“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土耳其经济增长与社会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压低储蓄率扩大消费，同时提高投资率，一边推动经济增长提速，另一边充分发挥、挖掘、巩固土耳其扼五海三洲要冲的区位优势，夯实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对由此导致的急剧扩大的储蓄-投资缺口及其外在表现——经常项目收支逆差，则通过大量借入外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等措施来弥补。

在这一增长机制中，在抑制住了持续奔腾式通货膨胀和雪崩式汇率贬值的情况下，降息可以发挥抑制储蓄和激励投资双重作用，宏观经济稳定性与增长预期改善也会吸引资本流入，从而推动上述增长机制运行。

在社会与政治上，通过大规模基建投资，埃尔多安得以向其政治基本盘农村居民、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提供大量就业机会，给伊斯兰教势力等政治盟友提供经济分肥的“肉桶”，实现经济、政治“双丰收”。对于埃尔多安而言，这一点堪称政治上生死攸关的大事。

由于人口增长较快和农村人口持续流入城市等原因，即使在“埃尔多安经济学”的辉煌时期，土耳其失业率也居高不下，甚至高于其执政之前。1980—2001年间，土耳其失业率在6.0%（2000年）—8.7%（1988年）之间，2001、2002年分别为7.8%和9.8%；埃尔多安正式执政的2003—2021年间，土耳其失业率为8.3%（2012年）—13.7%（2019年之间）。其中，2003—2014年间有2009、2010两年因次贷危机冲击失业率达到两位数，2015年至今，土耳其失业率一直在两位数以上。因此，就一般意义而言，埃尔多安面临沉重的创造就业压力。

同时，埃尔多安的一些政策主张反而进一步加剧了土耳其的就业压力。

首先是否定节育和控制人口以迎合伊斯兰教势力，宣称节育是叛国，真主会照顾所有孩子，不用担心高生育加重经济负担。【9】这样的人口政策必然会在相当时期内加重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压力。

其次是迎合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执政者如果抑制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相当一部分人会留在农村就业，或成为边际产出为零的隐性失业人口，土耳其实施的西式竞选政体下，这些选民未必会投执政者的票。

但执政者/竞选人如果采取迎合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的政策措施，这些人会有较高倾向投他的票；而且这些人是从分散的农村集中到了大城市，在流入的大城市当地投票，会大大提高他夺取大城市政权的希望；拿下大城市政权后，不仅政治影响力远远高于多个分散的乡村、小城镇政权，还有更多的资源可供使用，去巩固自身地位，进而角逐全国政权。

在取得大城市和全国政权之后，通过大规模基建投资为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提供就业机会，即使暂时失业也给了他们就业的希望，这些人就会大批成为他的“铁杆”票仓。反之，这些措施又会吸引更多农村居民流入大城市，在没有中国式户籍管理制度的国家，他们在流入的大城市就地参加选举，进一步扩大他在大城市的“铁杆”票仓。

在这样一个“迎合城市棚户区农村移民——获得棚户区居民选票上台——获得资源更大力度迎合棚户区居民——更多农村人口流入棚户区——棚户区票仓扩大”的滚雪球循环中，关键是采取各种措施扩大投资，以创造棚户区居民就业机会。

幼年从贫困乡村移居伊斯坦布尔工人区的埃尔多安就是这样拿下伊斯坦布尔市长职位，进而长期执掌全国政权。

“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内在缺陷与不可持续

从1839年末启动“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运动到如今，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从外部投资者狂热涌入到危机爆发经济退潮，这个国家的经济已经几度轮回。

“埃尔多安经济学”曾经辉煌，绝不意味着能够摆脱这种轮回，而是历史重演，尽管它的成功阶段比历史上轮回的繁荣期表现得多几分绚丽。一度貌似大放光芒的“埃尔多安经济学”存在内在长期致命弱点，决定了“埃尔多安经济学”下的土耳其经济增长机制不可持续。

“埃尔多安经济学”的内在长期致命弱点之一，是其压低储蓄率扩大消费与提高投资率并举，必然导致消费、投资超过国民储蓄的储蓄-投资缺口扩大，通常表现为财政赤字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

土耳其财政赤字在2022年以来不断扩大

在有利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下，在不太长的时期内，对东道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乐观预期可以驱动国际资本通过债权融资、股权投资等形式涌入，从而弥补上述缺口；但到了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巨变之时，预期逆转，上述增长机制就将面临颠覆风险，“财政赤字+经常项目收支逆差”的格局通常还会引发投机性货币攻击和货币金融危机。到了此时，通货膨胀等等也会失控。

贸易逆差在土耳其长期存在

储蓄缺口和贸易逆差/经常项目收支逆差本是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上百年的经济痼疾，从1878年（清光绪四年）到1993年这116年间，土耳其仅在1930-1946年这16年实现了贸易平衡或顺差，期间1931年贸易平衡，1938年贸易逆差，1947年后一直逆差。【10】1980—2022年43年间，土耳其仅有7年经常项目收支顺差，其中，埃尔多安执政后土耳其的储蓄-投资缺口和经常项目收支显著恶化：

埃尔多安执政前的1980-2002年23年间，土耳其储蓄—投资缺口有5年为正数（即国民储蓄超过投资），其中2001、2002两年连续两年为正数，其余18年储蓄-投资缺口占同年GDP比例在-0.4%至-4.3%之间。在此期间，土耳其经常项目收支有6年顺差，逆差规模最高为99.2亿美元（2000年）。

埃尔多安正式全面执政的2003-2022年20年间，土耳其储蓄-投资缺口只有2019年1年为正数，其余19年储蓄-投资缺口占同年GDP比例在-0.9%至-8.0%之间，其中达到、超过-4%的年份有11年。在此期间，土耳其经常项目收支仅有2019年1年顺差，除2003年外逆差规模均超百亿美元，最高744.0亿美元（2011年）。

在国际社会上，土耳其始终只是一个中小经济体，因而只能是世界经济波动的被动接受者，而不可能成为大趋势的主动引领者、创建者。即使在土耳其名义GDP巅峰的2013年，其以美元现价计算的GDP也不过9575亿美元，占当年全球GDP总量773655亿美元份额不过1.24%。因此，土耳其经济政策可行性、成败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经济与政治环境变动。“埃尔多安经济学”施行前期之所以能够取得相当业绩，重要原因是埃尔多安胜选上台时机恰到好处：适逢全球经济进入史上罕见景气期。

中国在埃尔多安胜选的2002年1月1日起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启动了这个新世纪全球经济增长“主发动机”与多边贸易体系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2000-2001年土耳其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推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迅速向土耳其拨付其它国家不可企及的巨额救援款。2001年“911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进一步大幅改善了土耳其的外部经济政治环境，以至于土耳其大报《土耳其每日新闻》赫然登出“拉登拯救土耳其”的大幅标题。埃尔多安及其正发党2002年底提前大选胜出，恰好坐享这些国际救援的红利。【11】与此同时，全球主要中央银行长期维持较为宽松货币政策。

如此天时地利，成就了“埃尔多安经济学”一度的辉煌。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后，主要中央银行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也支持了他的上述操作策略。

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变动引爆土耳其经济内在风险

然而，当主要中央银行非常规货币政策不可避免地走向终结时，退出量化宽松、缩表导致的资本流动逆转，使其国际收支与债务风险日益凸显，“埃尔多安经济学”的上述操作策略便日益难乎为继，内在长期弱点凸显。汇率危机、资本外逃等等相继袭来，其经济增长也就日薄西山了。

即使新冠疫情导致西方主要中央银行一度重拾量化宽松策略，但由于疫情全面重创全球经济、特别是土耳其的支柱产业，其经济发展并不能从中受益，反而在疫情和西方主要中央银行从2022年起强力收紧货币政策的双重打击下创巨痛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