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让全球市场经历了一轮金融风暴，也引发全球对经济危机和美元信用的担忧。就在这场危机阴影之下，5月17日，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在深圳召开2025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就当下经济形势展开探讨。

论坛期间，观察者网及多方媒体受邀与重塑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创始人马克·乌赞展开对话。乌赞先生对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美债信用、数字货币发展等问题作了深入分析，并对未来国际金融发展趋势进行展望。

“重塑布雷顿森林委员会”由马克·乌赞先生于1994年创立。该组织旨在为高层级经济对话提供沟通平台，并长期致力于重新定义全球金融架构和货币体系，以便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经济格局。经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授权，观察者网整理并全文刊登此次对话。

【文/马克·乌赞，对话、整理/观察者网 唐晓甫】

媒体：您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及其遗存机制，在上一个经济循环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未来几年，您认为世界经济会往哪个方向发展？人民币国际化转向体现在哪些方面？

马克·乌赞：我认为，我们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去年，我们纪念了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在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成立80周年。

但是，80年之后，全球对于布雷顿体系留存国际制度框架的担忧已经出现。基于两个原因，我们需要对当年的框架体系进行改革：

其一，国际经济结构已经发生变化，我们见证了中国作为全球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也见证了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的兴起。许多新兴国家都对自身在现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发言权不足表示不满，他们迫切希望对布雷顿框架体系进行再平衡，并推动全球治理结构的改革。

马克·乌赞先生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

第二，近年来“全球南方”国家认为现存的布雷顿体制存在被欧美垄断的情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一直由欧洲国家人士担任，世界银行行长又一直来自美国。因此，为确保全球治理机构具备更广泛的代表性，必须实现机构多元化。

这要求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在维系全球金融稳定、支持新兴市场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也使中国开始思考超越原有的治理体制，实际建立一些新的体制。一方面中国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另一方面中国又在多国央行间建立以本币与人民币互换为基础的货币安排，并提供美元流动性支持。

显然，世界上不少国家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现存机构的运作方式及其在面对新兴国家崛起时的应对滞后导致的“合法性”降低感到失望。与此同时，中国已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和经济大国。在过去十年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日益壮大。

那么，这一切对于全球治理和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本次大会极其重要，它已播下思想的种子，并为我们思考“全球治理的下一篇章”提供了知识框架。

我们要继续维护多边主义吗？要继续维护有利于所有成员的“游戏规则”吗？这些规则对于维护多边主义、确保贸易与金融活动遵守规则都是极其有益的。但同时，美国却在重新审视战后国际秩序，认为其已不再符合自身利益，甚至与美国利益背道而驰。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

我认为，这或许是自二战以来，全球国际金融秩序彻底改写的标志。各国可能不仅需要重新平衡全球经济和改变全球治理模式，还需要开始思考未来的可能发生的情景：美国是否会退出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属机构的情景？这是否会导致传统国际金融架构瘫痪，全球金融体系陷入停滞？

那么，世界其他地区国家应当做什么？现在的世界并不是由单一国家统治，而是一个真正的多极世界。但现在这个多极世界的“游戏规则”尚未明确，所以我认为今天的会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更加多极化世界的理论框架，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努力为即将到来的多极化建立新的游戏规则。

媒体：从近年美国的行为分析，您认为美国会加强美元的全球地位吗？这将对世界其他经济体产生怎样的影响？

马克·乌赞：今天，几乎所有人都对美国的货币政策和战略感到困惑：他们究竟是想让美元继续保持储备货币地位，还是想让美元升值或者贬值？再考虑到美国不断变化的关税政策，每个人都感到不安。

我认为，现在美国的政策缺乏清晰度，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国正在试图将全球经济进行“再平衡”，而这一再平衡过程必然会对美元、人民币乃至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

所谓“全球再平衡”究竟指的是什么？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何当今全球经济在贸易上如此依赖美国市场。不仅仅是中国，许多国家都对美国市场形成高度依赖，这本身就暴露了全球贸易体系的某些缺陷。我们当然已经度量过美、中、欧之间贸易的失衡，毫无疑问中国拥有明显的顺差。

所以，现在确实是一个让世界开始讨论和思考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找到一种途径实现某种再平衡。这或许就是之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多边监测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为欧元区国家、中国和美国这些全球经济的主要参与者提供重要建议，努力寻求重新平衡它们的经济，因为它们将以“战争”般的影响力左右全球经济。我认为这会对美元、人民币和欧元的汇率产生深远影响。

当然，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在过去几年里，全球经济遭受了多重冲击，我们将其称之为“多重危机”：新冠疫情、战争、能源危机，如今又出现了贸易战。这一系列接连不断的冲击已经引发了通胀上升。当时的一个大问题是，这一轮通胀是永久性的还是暂时性的？

我认为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当前全球经济的状态，也许这些关税只是美国向主要伙伴施压的一种暂时性手段。因此，首先要理解形势并保持冷静，因为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如何化解影响全球经济紧张局势的挑战。

但我想强调，现在是重新平衡全球经济的时刻。对于中国而言，应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对于美国而言，应提高储蓄率并减少预算赤字，因为其债务水平过高；而对于欧洲，则需恢复竞争力。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我认为这是可行的，但上述目标需要各国协商完成，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就是作为一个可以将关键参与者聚集到一起而设立的国际机构。当然，人们所期待的重塑全球金融和贸易格局或许正在逐步显现，但我们不能依靠构筑贸易壁垒完成这一过程。设置贸易壁垒并不是一场正和博弈，所有人都会成为输家。

媒体：特朗普2.0时代为美国塑造了全新的国际形象，让美国从“规则制定者”转向“体系扰动者”。您如何评价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角色，欧洲对此有何看法？您认为美国会在这一方向上继续长时间前行吗？

马克·乌赞：我想说，特朗普第二任期标志着美国自身形象与战后以来全球规则与制度保障者角色发生明显背离。美国已不再像规则制定者，而更像单方面的体系破坏者，这对其“传统历史伙伴”造成了重大影响。

美国的变化让欧洲不得不提出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一，欧洲自身能否继续信任美国，仍将其视为一个稳定的跨大西洋伙伴？第二，欧洲是否应该加大在我们所称的“战略自主”领域的投资，特别是在防务、能源和技术领域的投资？第三，欧洲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应对美国外交政策中这种不可预测性的转变？

那么，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今天的美国现状？为什么美国人民选择了特朗普？我认为，美国国内政治生态确实发生了一些变化。但与此同时，当今的国际体系已无法再依赖于单一的霸主。我们需要制衡美国的“以美国为中心”的思维，因为我们在迈向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美国、中国、欧洲多极并列的世界。

对于欧洲人而言，我们需要恢复产业竞争力，因为我们已经丧失了竞争力，而且欧洲难以承受美国目前行为的代价。我们视美国为二战后重建欧洲的核心力量，欧洲的战后复兴依赖于美国缔造并实施的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全球公共产品；正是得益于美国，欧洲不仅帮助世界复苏，还享有了80年的可预测性、80年的和平与繁荣。

因此，站在欧洲以及我的母国法国立场来看，我们很难在充斥着扰乱的“战争”之中前进，我们更习惯于按照既定游戏规则来“开战”。可以这么说，长期以来欧洲一直都在投资建设多边主义；对欧洲而言，接受“战争重返欧洲大陆”的现实，确实非常艰难。

我们难以想象未来行动不再有和平作为倚靠。我们必须重新考虑预算支出：将本应投入碳中和与气候议题的资金，用于国防。我认为对于欧洲人来说，这种情况甚至会对我们的身份认同造成影响，因为欧盟的身份认同基础是和平、繁荣和多边主义，并以此身份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与交流。

当我们谈论设置贸易壁垒、“去风险化”“贸易战”“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等词汇时，我们都应该意识到，我们正在面临过去70年里的欧洲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情况。我们曾深信，在二战结束后，在经历两场残酷大战后，欧洲不应当再有战争。欧洲的“大决斗”已成过往，战争在欧洲已彻底结束。

我认为，欧洲价值观不仅仅包括多边主义和规则，更在于价值本身，而非单纯的权力。但我们如今处在一个必须重新考虑强权国家存在的情况，而这并非欧盟建立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