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对突尼斯总工会的指控掩盖了IMF的责任

问：有人建议国际捐助者应绕过不合作的非洲政府并使用M-Pesa（非洲流行的移动支付平台）等服务直接向非洲公民提供贷款来应对危机。这个想法在苏丹包裹着“主权”和“民主”的外衣，但M-Pesa背后是英国跨国公司沃达丰。

答：直接向个人提供资金来完成利润攫取，当然不会改变攫取模式。政治动荡和不稳定始终在为资本主义中心提供机会，让设定条件，并将其持续强加于我们社会。我们需要的是让苏丹、突尼斯或非洲其他国家的人民自己决定，他们需要哪种经济模式，而不仅仅是由谁来管理现有模式。

问：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声音，一个常见反驳是，国际金融机构是“科学和中立的”，应该对非洲的经济困境负责的，是类似突尼斯劳工总联合会（简称总劳联，Union Générale Tunisienne du Travail）这样有“意识形态”非洲政治组织。对这种说法，你怎么看？

答：这是新自由主义对工会和工人阶级的持续攻击。总劳联扮演的具体角色取决于情境：观察家们有时嘲笑它是腐败的官僚机构；有时又把它塑造成主要的社会政治参与者，并加以称赞；它甚至因在建立“全国对话”方面的积极作用而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而就是这个对话，最终产生了一个继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的技术官僚政府。

但今天，突尼斯最强大的工会引发国际金融机构愤怒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抵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剩余条件——降低公共部门雇员的工资、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完全取消对燃料和食品的补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信用评级机构对突尼斯政府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与总劳联签署协议，以通过这些“改革”。对总劳联的攻击引发了一场围绕公共部门工资账单的辩论，但这场辩论反而掩盖了事实。真正的问题根源在于IMF的另一个条件：2016年央行独立法的通过。央行独立带来货币贬值，货币贬值则直接导致了工人购买力萎缩。

我们听到很多对总劳联的指控、对飞涨的工资账单的评论。但要理解这种对工资的攻击，得去看突尼斯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突尼斯向世界出售什么，价格是多少？我们在自由化时期的收入源自绵羊、散装橄榄油、低附加值的工业部件，和旅游业。这种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低成本的女性劳动力，和工作条件上的逐底竞争。

几十年来，在突尼斯，成为公职人员是一张安全网，流行的说法是“墙上的钉子”。公职身份可以保证你能从银行获得消费贷款，来购买汽车或建造房屋。到今天，这不再可能了。成千上万受过教育的人——比如医生和教授——都失业了。整个地区被完全放弃。对年轻人开放的工作机会很少。我们没有基本的社会安全网。

IMF 的这些据称是科学和中立的提议将产生后果：健康和教育公共部门会进一步恶化。在新冠疫情期间，突尼斯公共卫生部门恶化，整个国家饱受折磨——私有化对外国投资者来说有利可图，但对突尼斯人而言非常恐怖。资本现在又瞄准了水、电和交通——这些仍然是公有企业——以便将盈余转移到资本主义中心。

这是他们攻击的行动背景，总劳联在切实保护他们在公共和私营部门的成员，免受这种对工资的侵扰。

七月，突尼斯街头（新华社发）

问：非洲联盟主席 Félix Tshisekedi 最近撰文表示，非洲想要解决粮食问题，农业贸易自由化是首要任务之一，应该在COP26上认真讨论。这种论调令人难以置信——众所周知，农业自由化会恶化粮食安全。非洲的精英如何助长不稳定、贫困和危机？

答：我们的精英们面对这种新殖民主义的、榨取式的、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时，有些无能。拿齐塞克迪的刚果民主共和国（DRC）为例。它是铜、橡胶和钻石的出口国——这些资源受竞争价格波动的影响，在价格下跌时，会使出口国陷入国际收支困境。

农业自由化意味着，生产农产品的非洲国家进入与刚果民主共和国相同的地位。当可可、咖啡或橄榄油的价格波动时——或者当它们受到干旱和气候变化的阻碍时——出口的收入就不可预测。这给预算规划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的精英们能点明种危险模式的根本原因，并做出改变，反而被困住了。

国际金融机构表示，“如果你的总统、过渡委员会身份想得到承认，就得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并遵守他们的结构性改革要求”。精英们就这么做了。但我们知道，这些改革和自由化政策是恶性循环，使我们的经济更深入地陷入这种依赖模式。非洲精英们脱离了人民的真正需求，所以持续助长着非洲的不稳定和贫困，也提高了危机发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