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说明这个问题，以下我想以已去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为例子来加以论证。黄仁宇的父亲黄震白曾担任过国民党重要将领许崇智（蒋介石之前的国民党军总司令）的参谋长，黄仁宇本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曾担任过郑洞国将军（在东北战场被共产党俘虏）的幕僚。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他到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学历史。由于家世的关系，他一直支持国民党，虽然他结交了一些令他佩服的共产党友人（如田汉、廖沫沙、范长江），但他不能接受共产党的路线。最后，共产党打赢了，只好漂泊到异国。他无法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选择历史这一行，其实就是为自己寻找答案。黄仁宇整本自传的核心，其实就是对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的解读，特别是对现代中国史、内战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道路的解读。　　

黄仁宇《黄河青山：黄仁宇回忆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黄仁宇是从研究明代财政入手，来了解中国历史的。经过漫长的思索，他终于承认，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是中国唯一可走的道路。他说：　　

……至少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明白的事实：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清朝宫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下层结构还在原型阶段，显然未来需要修正。在此同时，这个惊天动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热──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似乎一直持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这时历史学家提及上述事件时，可以持肯定的态度，不至于有情绪上的不确定。

抗战时着军装的黄仁宇（后排右一）与亲友合照

与黄仁宇不同的是，由于我是佃农子弟，因此，在感情上很容易认同这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我相信，国民党所以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也是为了抵消共产党的威胁。事实上，为了这一改革，它得罪了台湾所有的地主阶级，让它的统治更加艰难。前面已提到，台湾地主阶级出生的中小企业主及“三师”集团是目前“台独”势力的核心。

对于共产党重建新中国以后的作为，黄仁宇是这样评论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拥有农地的现象。但我在美国住了数年后，终于从历史角度了解这个运动的真实意义。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剩、土地稀少、农地不断分割、过去的农民负债累累等诸多因素后，我实在无法找出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说我还有任何疑虑，我的明代税制专书和对宋朝的研究就可以让疑虑烟消云散。管理庞大的大陆型国家牵涉一些特定要素，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经验发展出的标准加以衡量。如果没有这场改革，也许绝对无法从数字上管理中国。就是因为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中国一百多年来才会一错再错，连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也不例外。我已经提过，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实施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事实，也并非向毛泽东低头，而是接受地理和历史的判决。

在其分析里，黄仁宇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在累积资本的原始阶段”。我认为，新中国的重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现代化原始累积的资金与技术来源问题。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和所采取的围困策略，中国不得不一切靠自己。刚开始还有苏联援助，等到中、苏闹翻，就真是孤军奋斗了。

1960年毛泽东视察河南省工业展览馆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路线虽然几度翻覆，但最主要的现代化“奠基”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要不然，实在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为中国重建所做的正面贡献，是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黄仁宇的自传初稿于二十世纪八十年初，当时大陆已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一定会更高兴，并且一定会继续发表他的看法。就我个人而言，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我已完全确认，“中国道路”确实是走出来了。中国社会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特别是政治体制如何变革尤其令人伤脑筋，但可以断言，“中国崩溃论”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而且，我还敢断言，中国以后也不会完全循着西方的道路走，即使在政治体制上也是如此。

吕正惠《写在人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版

以上大致可以说明，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台独论”日渐抬头时，我思考中国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所以引黄仁宇为证，是因为，我的看法和黄仁宇类似。我们的不同是，黄仁宇是一辈子研究中国历史又亲历内战的人，而我只是一个关心自己国家命运，因而不得不一面阅读、一面思考的一个小知识分子，我肯定看得不如他深入。但另一方面，我比他更认同革命道路，他是接受“事实”，我则欣喜中国终于从千辛万苦的革命中走出自己的道路。应该说，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台湾地区知识分子完全置大陆于度外时，我花了近二十年时间完成了对自己的改造──我从“中华民国”的一个小知识分子转换身份成为一个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这一点我有点自豪，并为此感到幸福。

反过来说，跟我同世代或比我年轻的台湾地区知识分子完全接受了国民党统治下的思想观念。除了“共匪”和“窃据”之外，他们盲目相信胡适自由主义的“科学”与“民主”，盲目相信自由经济。我认为，他们不只是“自由派”而已，许多人在美国“软性殖民”（相对于日本的“硬式殖民”）的影响下，纷纷表示自己不是中国人，无怪乎陈映真称之为“二度皇民化”。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降台湾和大陆所走的不同的历史道路，使台湾地区知识分子不但走上了这一条无法思考中国之命运的道路，甚至最后还想弃绝中国。这正是美国“软性”统治台湾地区的后果。

最近几年我曾经跟一些比较谈得来的台湾地区朋友讲，除非你选择移民，只要你住在台湾地区，你就不可能不面对你最终是中国人的这一事实。这样，你不但非常痛苦，而且还会错失一生中（甚至历史中）的大好机缘。

远的不说，就说与我同一世代的大陆朋友，他们基本上属于“老三届”，在“文革”中都吃过苦头，当我们正在按部就班地读大学时，他们许多人在乡下插队。我们比他们幸运多了（在他们之前几代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就更不用说了）。现在时来运转，中国出头了，不论有没有吃过苦，大家都一起来“共享荣耀”。在这时候，我们台湾地区的朋友反而不想“分享”了，实在很难评论他们的“愚蠢”。

吕正惠《战后台湾文学经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

三年前我开始产生另一个想法：“五四”以后大家都反封建、反传统，当时这样做是合情合理的。但事过九十年，中国突然在浴火中重生了，你又觉得中国的再生能力简直不可思议，显然五四时代的人对此有所低估。不过，也没有关系，正因为反得厉害才可能重新奋起，让中国重生。如果有人一路反下去，最后连自己的“中国身份”都要反掉，那只能说是他自己的悲哀。改革开放以后，也有一些大陆知识分子走上这条路，我知道其中有些人是后悔了。我也希望，台湾的知识分子迟早能看出自己的错误。

台湾的乡土文学论战已过了三十年。这三十年是我一生中最艰苦但也最宝贵的三十年。最艰苦，因为台湾像我这样想的人太少了；最宝贵，因为我摸索出自己的历史观（中国历史观必然孕含了一种更大的历史观）。如果要在论战三十周年时谈一些自己的看法，我大概只能说这些。如果有人认为离题太远，太离谱，那就随他去罢。

二〇〇七年六月十二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