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网：说到组织和动员群众，每个社区动员难度和情况都不一样，但在疫情状态下特别强调组织动员和社区活力，但是像上海这种大城市，社会原子化比较明显，这种情况下，如何做到“散是满天星，聚是一团火”？

吕德文：原子化跟社区活力之间不是因果关系，从社会学原理来讲，原子化程度越高，社会活力可能更强。因为每个人都是原子化的，就说明每个人都对别人有依赖，大家才有动力组织合作起来。

这是相辅相成的，上海在这方面没有特殊性，每个城市都需要社区活力，每个地方具体的人口构成、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格局不一样，确实会让整个社区生态很不一样。

上海有商品楼、高端小区，也有类似于城中村、廉租房等区域，确实每一种类型的小区的活力程度有差别，但并不是说他们没有办法激发社区活力。

有些小区的活力在于居民以前都是同一个村，能够很自然地组织起来，商品楼小区有的业主意识比较强，一些老旧单位小区里，单位在补充力量，组织关系比较清晰，也可以把活力激发出来。

这是我们国家的强势领域，我国社会组织体系比较健全。各种类型的组织，不管是血缘地缘关系，还是单位、党组织都有这个优势。

某种角度来讲，我倒不觉得社会活力是通常意义上想象的西方社会的志愿者或NGO公益组织等，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志愿者和社区积极分子，还是来源于党员干部、群众里面的积极分子、戴红袖章的这些人。

我们得相信自己的社会，中国的城市有自己的特点和体系，激活社会活力的体系还是存在的，工作方法也是现成的，只不过缺少合适的激活契机。上海疫情已连续几天呈下降趋势，放长远看，我们终究还是会走过这一段时间，社会也有能力解决和应对这些问题。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可以探讨居委会怎么样来利用社会活力，不单是上海，至少在我调研的各地都在讨论这个话题。

我们国家提倡整个基层治理现代化，也讲社会活力和社会组织，大家为了社会活力，请来很多外面的社会组织进小区做服务，政府购买服务，上海这种情况非常多，别的城市也是。

大量的政府资源和行政资源用于购买专业机构的服务，比如说大部分居委会请那些机构或专业的社会组织，最后反而机构代替了居委会的工作。

居委会给高龄老人、失独家庭服务，按道理应该是居委会自己去沟通和解决问题，为了创新或激活社会活力，请了很多专业社工组织搞服务，社区反而不出面了，看上去很多组织很有社会活力，但其实把社区的最重要的能力给丢掉了。

社区居委会和社会活力是合二为一的，一个社区有没有活力，在于居委会有没有组织和动员群众的能力，有没有发挥作用，有没有跟群众打交道。与其让那些外面专业的社工组织来，还不如发动小区的广场舞队，大爷大妈跟你一起去做志愿者服务，邻居都是本社区的，去了以后就增加了自己的组织动员能力，居委会跟老百姓群众之间的感情和联系才是最关键的。

我们现在的城市比较发达，资源和市场比较多，政府购买服务或外包也比较常见，比如垃圾分类本应该是组织动员群众很好的办法，大家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居委会辛苦一点，也能把老百姓组织动员起来。

为了完成行政任务，有些居委会就找外包垃圾分类公司或让物业来做，专门有一个人守在那边，帮居民重新分类垃圾，这根本就没有动员群众和居民。

社会活力和经济发展、经济资源不是正相关关系，中间有很多机制有可能是相反的，资源越多，越不去组织动员群众，有钱有资源就很容易找到替代的办法。基层认为组织动员群众麻烦，需要受气和协调、很琐碎，一开始肯定是耗费心力的，一旦熟悉顺手后就特别轻松，但是基层工作人员往往胆怯这个过程，最后看似完成了任务，但是把社区的治理能力和组织动员群众能力给抹掉了。

航拍疫情防控下的上海静安区，市民外出购物。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观察者网：还有一个问题是关于防控期间的次生灾害问题，比如亲人去世无法去医院探望，大家都在质问，我们的清零政策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老人和小孩，但这个过程中却伤害了他们，如何让秩序更好地服务于人？

吕德文：在一个城市没有经历疫情防控紧急状态时，很多方面会出现问题，有一句话叫“吃一堑长一智”，我希望每个城市都能真正解决遇到的问题。反过来讲，疫情防控有其社会成本和制度成本。在疫情防控的过程当中，老百姓如果对政府不信任，上海形象就没有以前那么高大上，这都是属于制度成本的一部分，我觉得应该客观看待。

我们希望成本不要有或者越少越好，但是作为一个理性的分析者来看，这种理想化的情境其实不可能。最重要的是碰到问题正面应对，尽量减少重复出现错误，减少低级错误。

同时，疫情防控也属于国家治理行为，不单单要有明确的行政目标，背后也有一个更大的政治产品。我们要通过好的防疫防控来提高治理水平，提高国家治理的合法性。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