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调中心的存在是有合理性的。这是因为，医疗卫生是高度专业化的行业，普通人的知识很难理解其中的奥妙，在缺乏社会信任的情况下，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医疗纠纷就在所难免。这种类型的医疗纠纷本来就是专业化带来的，矛盾的化解当然也不能用专业化的逻辑来对待，而法院和卫生局恰恰都是基于医疗鉴定结果进行判决或调解，这当然无济于事。

二、医调中心的两难

尽管医调中心有存在的合理性，但医调中心的能力是有限的，当它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处理一些疑难案件时，就会招致各方的不满。因此，除了自愿平等，医调中心工作了另一个原则是量力而行。一般情况下，医调中心会综合医患双方的调解意愿程度作出调解方案。

一般而言，主动寻求调解的都是患方。因为，在既有的医患纠纷解决渠道中，无论是走司法渠道、还是行政调解，抑或医患双方自行协商，都有利于医方。医方很愿意接受行政调解，因为行政调解的赔偿数额一般在3万元以下，医方出于承受能力、平息纠纷等考虑，比较容易接受。医方也希望可以通过自行协商的方式解决纠纷，因为医方往往有信息优势，在自行协商过程中占据优势。在矛盾难以化解的情况下，医方也愿意走司法渠道，因为法院判决只能依据司法鉴定或医疗鉴定，鉴定结果与医方的评估不会出入太多。但是，对于患方而言，唯一对其有利的渠道就是医调中心，因为只有医调中心相对中立，且较能撇开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影响，对患方具有同情心。

如此，医调中心很可能面临一个问题，即医方坚决不接受医调中心的调解方案。医方往往只考虑医疗过程是否符合规范，而不会考虑其他社会因素，这很容易误判医疗纠纷的性质。绝大部分医疗纠纷掺杂着患者对医方的不信任，对亲人突然离去的难以理解等等情绪，“讨说法”并不需要专业判断，只需要常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医方只有专业知识，而不考虑常识，就会令纠纷调解难以进行。

医调中心处理过一个案例，具有典型性。一位高龄孕妇在怀孕36周时到县中医院孕检，医生在检查过程中发现胎儿脐带绕腰一周，但医生并没有给出详细的交代。期间，陪同检查的孕妇的嫂子还询问医生该怎么办，医生只是叫她们走，没有做出解释。结果，当天下午孕妇回到家时就早产了，婴儿生下来就死亡了。孕妇家属难以理解，认为医方不负责任，认为医方本应建议做进一步的全面检查，或者建议住院，这样就不至于发生悲剧。但是，医方认为，这个诊断没问题，因为脐带绕腰一周不算什么大问题，没有必要进一步检查或住院；孕妇早产可能是路途颠簸导致的。医调中心处理案件时发现，患方情绪激动的主要原因是这对夫妇怀孕非常不易，夫妇都已40多岁，好不容易花了4万元人工受精成功，却发生这样的不幸。因此，医调中心支持患方索赔8万元，医院处于息事宁人的目的也同意了。但卫生局不同意，认为医调中心偏袒患方，向主管副县长告状。最终，主管副县长过问此案，医调中心被迫写了详细报告，此事才作罢。

在一些情况下，医调中心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性，很容易被患方的强势所裹挟。患方的强势并不来自于专业知识，而是来自于对抗争政治的准确理解。某种意义上，在这种类型的医疗纠纷面前，医调中心也仅仅是患方谋求利益的一颗棋子，患方已经成功地改变了医疗纠纷的性质，将之转化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医调中心在主管副县长的亲自主持下“调解”过一起医疗纠纷。在这起案例中，患方亲属疑因脂肪栓塞死在手术台上，由于事发突然，医院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医生和护士都慌了神，慌忙之中全都离开了手术室。患者家属前去看望死者时，发现手术室空无一人，连输液管都没有拔，立即照了相。以此为由，患方向医方讨说法，不让尸体搬离病房。超过两天后，医院不得不求助于公安机关，公安局采取了强制措施，但这又给患方留下了“抢尸”的证据。其后，患方到市政府上访，主管副市长在看了相关材料后，责成县政府必须解决。最后，医院赔偿了患者亲属18万，事情得以解决。

三、医疗纠纷的社会属性

医疗纠纷源于医疗事故，但追寻“事故”的真相并不是医疗纠纷的良药。这是因为，医疗纠纷承载的是更深层次社会信任、社会稳定的问题。

没有理由认定近些年医疗纠纷频发是因为医疗事故更多了。因为，从理论上说，当前的医疗技术更为发达，诊疗流程也更为规范，医疗事故肯定要少一些。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早些年医疗行业存在的乱象，严重恶化了医患关系，导致患方对医方的不信任，医生不再是受人尊重的职业。由此带来的是，专业知识也不再受到尊重，患方往往更倾向于通过常识来质疑医生的权威解释。正是在这个逻辑之下，寄希望于通过完善第三方的医疗鉴定，乃至依据司法鉴定来调解医疗纠纷，无益于缘木求鱼。事实上，医调中心掌握的信息是，几乎没有一个医疗纠纷中的患方愿意进行医疗鉴定或司法鉴定，原因是鉴定不仅需要不菲的成本，鉴定结果也不一定有利于患方。把医疗纠纷纳入人民调解的范畴内，将之作为一般的社会矛盾来解决，不一定追求“事清”，却注重“理清”，在处理路径上倒是较为合理。

不过，一旦医疗纠纷转化成为一般的社会矛盾，就很可能进一步成为社会稳定问题。在维稳逻辑下，医疗纠纷已不再是医患双方的矛盾，而是患方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可能通过行政压力迫使医方让步以平息患方的抗争，也可能通过强制力量迫使患方放弃不合理的诉求。通常情况下，患方会想尽办法引起政府的注意，却又不至于被清理，抗争的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我调研的这个县没有专业“医闹”，但却出现过一些具备专业“医闹”素质的患者家属。上文提到的最终获赔18万的患者家属就属于此类：患者家属从始至终没有采用暴力手段，却充分掌握医方的种种细节上的失误，并通过上访渠道成功地将一起简单的医疗纠纷演变成为抗争事件。医调中心的局限也在于此：它没有能力去处理牵涉甚广的社会稳定问题，这意味着它只能消极应对此类纠纷。

只要这个社会对专业精神的崇敬没有建立起来，就不能指望医疗纠纷会迅速减少；只要政府的维稳机制没能破解，也不能指望医调中心发挥更大作用。医调中心的麻烦归根结底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