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资本主义内部的这种发展态势印证了马克思的分析——劳动社会化程度日益提高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一战和二战危机之前的时期，许多领先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保护性关税壁垒和较低的国内投资率阻碍了国际生产社会化（固定投资是指通过在当前生产中利用前一生产周期的机械等产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实现生产社会化）。大多数主要帝国主义国家都有很高的保护性关税，而在主要大国中，只有美国的投资率高达GDP的20%——1913年，即在一战前夕，排名第二的资本主义大国英国的固定投资率仅为GDP的7.3%。

因此，二战的结果和美国推行的政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这种情况，使生产更加社会化。在全球范围内，实物贸易中的保护性关税大幅降低，国际社会化/劳动分工程度大幅提高，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投资率开始达到美国的历史水平（接近GDP的20%）——劳动社会化程度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提高。

美国繁荣的50年代生活（图片来源：网络）

为客观地评估资本主义制度重组后生产力发展的上限和下限，有必要指出的是，美国在二战后的经济扩张是基于其投资占GDP的20%。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首先是战后时期的德国，然后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日本——投资率占GDP的30%或更多，远高于美国。因此，在这一时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远高于美国。美国对此的应对是逼迫这些国家降低投资水平，从而使其经济增速低于美国。

因此，即便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这一阶段，美国也成为制约某些特定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因为为保持其国际主导地位，美国迫使其任何主要经济竞争对手的实际投资水平上限不得超过20%——这一过程在拙文《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中有详细分析。最初这种手段只是针对某些特定国家。但正如下文所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频频用这种手段针对更多的国家。

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来看，一战和二战并非一无是处。诚然，战争是一种极其暴力的手段，造成约1亿人死亡，但通过这种手段生产力冲破了由旧的、高度分裂的资本主义和殖民制度构成的障碍。世界大战是创造比1945年前更高水平生产力社会化的手段。因此，从1945年至20世纪70年代初漫长的战后资本主义繁荣时期的生产增速，快于1945年前非全球化资本主义体系。与此同时，战争所引发的暴力和灾难在世界上少数但相当大的地区，特别是俄罗斯和中国，催化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正如现在在中国看到的那样，这些反过来又导致生产力发展快于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问题来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现在正处在哪个阶段？反过来，它与社会主义国家有何联系？它与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有什么关系？另外，“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国家和类似的机制，包括新的不结盟运动的出现，与这些事态发展有何关系？

霸权的密码：“胁迫”+“认可”

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有必要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的世界从来不是由一堆权重相当且无组织的资本主义国家拼接而成的，在过去两个半世纪内，它始终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国际经济结构，连续两个时期，它都是由一个资本主义大国主导——从18世纪末到1914年是由英国主导，从1914年到现在则由美国主导。

19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规模超过了英国，但直到20世纪，美国人均GDP才与英国持平。然而，到1913年，美国经济规模是英国的两倍多，到1945年是英国的五倍。

国际金融结构也随着经济生产主导地位而改变，但有一定的延迟性，在英国1931年停止英镑与黄金的兑换之前，金本位制一直主导国际金融体系。1931年至1945年，世界经历了短暂的空位期，与世界资本主义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期吻合，大萧条最终引发了二战。从1945年起，美国成为世界货币。

要理解英国和美国主导时期的本质，需要认识到，他们的霸权并不仅仅基于暴力，还在其巅峰期具有援助其他国家的经济实力。虽然英美总体上是帝国主义国家，但他们各自创造了一套体系，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话来说，“胁迫”的同时还包括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英美的经济发展进程如出一辙，在其经济主导地位达到巅峰时，他们创造资本的能力极其强大，以至于不仅能为其国内投资提供融资，还足以创造资本盈余，用于对外输出资本，并在需要时用于对外援助。

要对此有确切的认识，就有必要了解简单的经济学知识。一国的国际收支差额是其资本创造总额和国内资本投资之间的差额。如果一国的资本形成总额大于投资，那么它就是在输出资本，并出现国际收支顺差；反之，它就是在引进资本，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

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们可以从图1看到英国主导世界时期的国际收支状况。

1913年,即一战爆发的前一年，英国资本形成总额占GDP的比重为18%，但国内投资占GDP的比重为9%。因此，可以看出，英国GDP的9%被用于资本输出 ，流向了海外，也可以应英国之需，用于海外援助。阿尔伯斯·艾伯特所写的《泛英时代的经济因素》，对此做出了经典性研究，分析了英国19世纪维护国际主导地位靠的不仅是英国舰队——19世纪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还依赖于经济投资和对外援助。

但美国的崛起和英国在一战中经济受损的叠加影响，意味着到1931年，英国无法再发挥这种稳定作用。正如图1所示，英国输出资本的能力发生了逆转，反而不得不从其他国家引进资本。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寄生虫”，失去了其在世界金融和权力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图1

如图2所示，当美国取代英国时，也出现同样的模式。从1913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除了极少数例外，美国产生的资本总额超过国内投资。也即是说美国出现资本顺差，这使得美国可以投资于其他国家。因此，美国因此不仅可以通过暴力战争巩固其国际霸权，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多次政变，还可以通过援助：二战后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古巴革命后在拉丁美洲成立进步同盟，越战期间扶持“亚洲四小龙”等等来达到其目的。

世界经济“最大的寄生虫”

但是，正如图2所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情况发生了逆转。到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已经证明无法迫使其工人阶级创造足够的资本来满足自身的投资需求，也无法创造足够的资本来输出，以维持前一种美国国际体系。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不能创造足够的资本为其国内投资提供融资，而是变得依赖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见图2）。

图2

因此，美国和以前的英国一样，成为世界经济的寄生虫。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后的美国被形象地描述为“寄生性资本积累模式”。由于美国依赖于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入，它吸收的资本原本可能用于那些国家的发展。美国的寄生性特点意味着它已经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桎梏。

美国成为其他国家发展的桎梏令美国经济形势更加恶化，因为这种“寄生性资本积累模式”会导致增长严重放缓（见图3）。现在，美国GDP年均增速仅为2.0%。这是因为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个主要国家都主要依赖本国资本，来自国外的资本不足以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因此，随着美国资本形成总额下降，美国经济增长放缓。

尽管如此，美国仍决心维持其国际霸权，采取额外的手段试图减缓其他国家经济增速，力图将其经济增速压至低于自己的水平。正如早前它对付德国和日本一样，这些手段包括试图降低各国投资水平——就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对亚洲四小龙所做的那样——加征关税、技术制裁、封锁华为等等。因此，美国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双重桎梏。

最后，这些过程最终导致美国也成为全球化（国际劳动分工）的直接和间接障碍：由于美国采取加征关税、经济制裁、技术禁令等措施，它成为一个直接障碍；而因为美国造成的世界经济放缓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它们有重新采取保护主义措施的趋势，这就构成了全球化的间接障碍。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这种经济形势意味着“胁迫”和“认可”之间的平衡发生了变化，而这必然会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再无资源创造“认可”，而是越来越被迫依赖胁迫（武力），因此与越来越多的国家发生了冲突。

图3

图4呈现的剔除固定资本消耗/折旧后的美国国内净储蓄占国民总收入（GNI）比重，凸显了美国经济极具寄生性的特点。它还呈现了美国境外借款占GNI比重，反映可用于增加美国资本存量的资金——用于抵消贬值的美国资本的资金不会增加美国资本，而只是防止现有资本存量下降。

图4

从趋势来看，1965年，美国国内储蓄净额/资本形成净额占GNI比重为12.7%，境外借款占GNI比重为-0.8%。也即是说，美国向外借出了占CNI的0.8%——美国在输出资本。因此，美国不仅创造了大量资源来为本国资本存量提供融资，而且还创造了可投资于海外的资本盈余，即可用于稳定或援助其他国家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