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上合作的重要性

美国政坛“第三种流派”出现的主要原因，是对气候变化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个问题被认为是对美国乃至人类的一个极其危险的威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有必要在应对这一威胁的斗争中进行合作。由于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因此两者之间的合作尤为重要。所以，对此观点有着最清醒认识的美国“第三种流派”的代表人物与主张对华发动新冷战的特朗普相比，得出的结论截然相反——美国和中国不是敌对的，反而两者之间进行合作极其重要。

《可持续发展时代》（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萨克斯著

萨克斯本人在上世纪90年代曾是东欧和前苏联“休克疗法”的支持者——笔者在上世纪90年代对这条道路提出了许多批评意见。但萨克斯和许多有着类似想法的人到目前为止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是对全人类的致命威胁，正如萨克斯所著的《可持续发展时代》（The Age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所说。面对被视为致命威胁的气候变化，萨克斯因此顺理成章地在其所著的《新外交政策：超越美国例外主义》（A New Foreign Policy: Beyo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一书中呼吁美国与中国合作。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提出中国方案获广泛认同

萨克斯可能是支持这一立场的美国重要知识分子，类似的观点也得到了西方一系列环保组织的支持。人们自然特别关注习近平在联合国发表的讲话：“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例如，西方最著名的经济分析师和历史学家之一亚当·图泽（Adam Tooze）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上撰文指出：“就凭这短短两句话，中国领导人可能已重新定义了人类的未来前景。”

西方著名分析机构剑桥计量经济学会的建模主管赫克托·波利特（Hector Pollitt）在一份类似的分析报告中得出结论：“中国承诺在2060年之前达到‘碳中和’，将会使本世纪的全球气温减少0.25摄氏度，并提高中国的GDP。”

广受关注的气候行动追踪组织（Climate Action Tracker）网站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实现到2060年前达到碳中和的目标,那么全球气温升高的幅度将缩减0.2至0.3摄氏度，这是气候行动追踪组织估计的最大单次减排。”

西方分析还表明，习近平主席9月22日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前很有可能与欧洲领导人进行过交流。此前一周，中欧领导人举行了定期会晤。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9月16日的咨文中也曾提议在今年年底前提高欧盟2030年的气候目标。

气候分析组织（Climate Analytics）首席执行官比尔·黑尔则针对这一状况指出：“如果中国和欧盟（共同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的33%）都正式向《巴黎协定》提交这些新措施，这将创造积极势头……”

庆贺《巴黎协定》的通过（图源/联合国新闻）

如果乔·拜登赢得美国大选，这将意味着占全球排放量近一半（45%）的全球前三大排放主体——中国、美国和欧盟，到本世纪中叶都将实现净零排放目标，从而使《巴黎协定》1.5摄氏度的暖化限值得以实现。”

简言之，中国、欧洲的重要力量和美国最进步的流派之间，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持相同的立场。虽然特朗普显然公开敌视这些力量，但如果拜登赢得选举，该问题也将对拜登的总统任期构成巨大压力。拜登表示，如果他成为美国总统，美国将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美国要如何实现经济复苏？

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会直接导致美国内部力量得出有必要与中国合作的结论，同时这也将与经济问题有所关联，而这当然会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这也将与美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战和技术战产生关联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即时体现出来，而是战略性的。

新冠疫情导致美国乃至全球陷入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经济衰退。据国际预测，疫情或致1亿多人陷入赤贫。在美国，超过2000万人失业，数以千万计的人遭遇降薪。因此，如何实现经济复苏，是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美国最激进力量的核心思想是，必须制定一项“绿色新政”。他们推出了一个重要的投资计划，包括政府投资，以使经济脱碳。因此，这种投资将同时创造就业和应对气候变化。许多这样的工作都是需要技能的，因此报酬很高。这再次与中国关于“环境文明”的讨论，以及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的演讲有所吻合。因此，这样的政策将帮助处于平均收入线和较贫穷的美国人。

与此相反，特朗普的政策是对富人减税，用在新冠疫情造成的大规模失业来压低薪水，以及进一步损坏环境。

如上文分析所示，出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原因，许多支持美国“绿色新政”政策的人（虽然不是全部）都赞成与中国合作。但实际上，这样的政策有悖于特朗普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特朗普的贸易战政策尤其打击了收入较低的普通美国人，因为它推高了中国商品的进口价格——西方咨询公司牛津经济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估计，美国对华产品加征关税， 给每个美国家庭带来逾800美元的成本。

同样，将华为排除在美国电信系统建设之外，也会推高普通美国人和穷人的生活成本。因此，从逻辑上来讲，援助普通和低收入美国人的计划，需要终结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类似的攻击性措施。拜登并没有对此做出承诺。相反，他在竞选活动中至今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保持沉默，这符合他的反华立场，但他将面临民主党内部萨克斯等“绿色新政”支持者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