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受到地理因素影响的、不开明的威权主义

至于俄国人，也许他们将戴着滑雪面罩的暴徒派往乌克兰的手段看起来有些笨拙，但他们在网络上颠覆民主政府的行径却巧妙得多，不但成本极低而且很难留下证据。更进一步来说，俄国人并不具有在中东欧地区重建华沙条约组织的意图，那只会暴露出大国的自负以及帝国主义的传统缺陷。其实，他们只是希望在那一地区做个搅局者。在叙利亚，俄国人十分谨慎，避免派出地面部队。在其周边地区，俄罗斯是富有侵略性的，但这个国家同时也是非常谨慎的。从地理角度来讲，俄国人希望将自己的影响力覆盖到前苏联的所有地区，但又不愿冒任何风险、不愿付出任何代价。他们寻求的是影响力的提升，而非实质上的占有。这种后帝国战略（post–imperial strategy）是非常明智的。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中东欧地区的颠覆活动虽然对势力范围的边界有所顾忌，但他的这种后帝国行为其实体现了其内心对与自由民主国家展开对抗的执着和痴迷，而且其中并没有更高层面的追求。冷战以苏联解体收场在他的心中引发了怨恨，而他的网络战策略不过是受到了这种怨恨的驱使。普京总统若没有对更高层面目标的追求，那么他的行为就失去了指引，俄罗斯后劲不足的国家战略就注定会以失败收场。

历史已经反复告诫我们，帝国要想延续下去，就必须（至少在内心深处）具备一个与文明教化有关的更高层面的目标（a higher,civilizing objective）。威尼斯和不列颠都认为自己通过贸易活动造福了全世界；罗马人相信自己的社会制度和道路基础设施有利于增进人类福祉；哈布斯堡家族（欧洲历史上支系繁多的德意志封建统治家族，主要分支在奥地利，统治时期从1282年起一直延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结束。该家族是欧洲历史上统治时间第二长、统治地域最广的封建家族——观察者网注）和土耳其人则认为保持对其君主的忠诚可以避免不同族群互相残杀。中国人在更高的文明层面也有自己的理想，但俄国人却没有。与中国不同，俄罗斯缺乏强大的制度支撑（not buttressed by strong institutions）。俄罗斯也不像中国那样可以凭借“一带一路”倡议给各国带来经济发展的希望。这就是为何中国能够以某种方式对美国发起挑战，而俄罗斯却不能的原因。有时候，一种威权主义与另一种威权主义之间的区别，比威权主义与西方的自由民主主义之间的区别还要大。

欧盟：一个实质上的帝国

欧盟的成立是对本文开头部分帝国之问的最具创新性的回答。耶鲁大学历史学者蒂莫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曾指出，欧盟十分强调合法性和小国的利益，这把它从传统的帝国主义范式中解放出来。然而，斯奈德教授还指出，欧洲的历史是极具帝国主义色彩的，因此很多欧洲国家（尤其是那些东欧国家）若不生存在欧盟的羽翼之下，他们便毫无未来可言，而欧盟这一整体其规模和内部的多样性完全符合一个帝国的特征。实际上，欧盟是哈布斯堡家族和奥斯曼帝国“天下大同”（cosmopolitanism）思想的真正继承者，因此欧盟完全有潜力在免于陷入自负泥淖的前提下在整个欧洲大陆发挥一个帝国的功能。不过，由于受到俄罗斯后帝国行为模式的威胁，欧盟很难完全保障自身的安全，这项工作最终要由美国承担起来。

由于欧债危机以及随后民粹主义浪潮的出现，欧盟在某种程度上也学会了谦逊的美德，意大利总理保罗·真蒂洛尼（Paolo Gentiloni）最近的言论就印证了这一点。今年初在瑞士达沃斯，真蒂洛尼总理曾警告欧洲同胞们要提防“数字时代的精英们惯有的傲慢心理”。在强烈批评民粹主义的同时，法国总理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克尔都在达沃斯提到了要尽力满足那些被民粹主义势力拉拢过去的民众的诉求。如今，欧洲的领导人们都已经意识到，只有让布鲁塞尔看起来不是那么高高在上，只有改变布鲁塞尔的官僚主义作风，欧盟这个准帝国的上层建筑（the quasi-imperial superstructure of the European Union）才能继续存活下去，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正是由于当下的这种濒死体验，欧盟其实正站在历史的节点上，若能做出正确的决定，欧洲人便可以掌握未来。欧洲的领导人们如今为了避免悲剧发生都做好了最悲观的准备，这是他们在危机发生前从未做到的（至少没有做到今天这样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