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布斯认为，在自然状态下，暴力是世之常态，人们的生活“肮脏、野蛮且短暂。”英国已故历史学家艾伦·约翰·玻西瓦尔·泰勒（A.J.P. Taylor）指出，虽然人们从未真正生活在这样一个自然的状态中，但“欧洲列强一直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欧洲的和平完全归因于“权力的平衡”。因此，当世界不存在原则时，就只有权力的平衡状态或者自然状态。我们愈发被这个没有原则的世界所界定：乌托邦或者理想主义（列宁主义和威尔逊主义）运动，要么被证明已经失败，要么在被抛弃的过程中。

在美国，威尔逊主义已经成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而在某种意义上的野蛮人破坏了这种精致、文明却脆弱的文化——这是十四世纪晚期伊本·哈尔敦理论（Ibn Khaldun’s theory）的重现，先进的定居文明被落后的部落游牧文明不断取代，但最终还是回到了它的轨道。

但精英文化可能阻碍了我们的发展，精英并不是国家民主制度存在的必要条件。尽管有种种缺陷，但在威尔逊主义指导下的美国精英仍然为世界做出来无与伦比的贡献。不论美国精英阶层是否能在2016年大选的失利中重整旗鼓，这一事实不会改变——得益于军事、通讯技术的发展。

美国和俄罗斯、中国的竞争逐渐显现出与中早期、早期欧洲诸国争夺霸权的相似之处，而维护和平局面——如果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的话——只能依赖于在有限空间内力量角逐的平衡。这样看来，地理条件展现了其双面性，一方面，地理条件影响了霸权大国的历史特性，但另一方面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缩短，因此，当今世界权力角逐的最好类比就是过去几个世纪的欧洲——在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其他各种“主义”出现之前。

欧洲近代早期的权力平衡实践

近代早期欧洲最大的政治变动是1618–1648的三十年战争。如果按照当时欧洲人口的比例，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远远超过了二战五千万的数目。正如耶鲁大学的Charles Hill所写的那样，不重蹈覆辙的决心使得人们就权力平衡达成共识，在这种平衡中，世俗的利己主义将取代中世纪的宗教斗争。换句话说，在这样一个有限的空间里谋求和平，意味着牺牲个人的理念而采用冷酷的实用主义，这一点与新官僚国家和其不断增长的军事力量相关。这是一个没有意识形态的世界。

也许没有谁能比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更理解这种现象，他公开支持法国天主教和北欧新教结盟，共同反对南部哈布斯堡王朝的天主教教友，这就是用国家理由压倒道德准则的代表。不过，这种去道德的权力平衡并不完善。当时代变迁，不同力量的结盟会使得战争继续。

在十八世纪中叶，法国波旁王朝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联合起来反对普鲁士和大不列颠，其直接结果就是“七年战争”。正是在这一时期，俄罗斯真正成为欧洲大陆的一股强劲的军事力量。十九世纪中叶，法国和德国联邦政府利用奥地利封锁俄罗斯。二十世纪初，法国、英国和俄罗斯与德国、奥地利敌对，这一直持续到1945年希特勒创造他自己的“瓦格纳末世”。从那以后，只有帝国不断扩张才能保持和平。

 欧洲七年战争地图

帝国迅速以美国和苏联的霸权形式展现，他们建立在高尚理念之上的传教般的世界体系，只是牛津学者约翰·达尔文（John Darwin）所言的“名义上的帝国”（imperial in all but name）。西方的霸权受到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支持，它在欧盟这一替代形式的帝国之中达到顶峰。尽管欧盟仍存在众多问题，它现在构成能够整合和稳定中东欧的唯一体系，特别是仍困顿交加的巴尔干。换句话说，如果不使用帝国体系——威尔逊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良性变体，那么唯一能够终结战争和总体不稳定的替代方案就是权力平衡。权力的平衡是建立在去道德的国家利益之上，而不是道德原则之上。

早期现代主义在维也纳会议达到顶峰，这是一个在拿破仑战败后去道德的权力安排的制度，但它或多或少地维持了欧洲大陆在一战前一个世纪的和平，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成就。因此，权力的平衡本身并不是犬儒主义，而仅仅是不够崇高，但有原则的选择。我们需要牢记的的是：欧洲历史，在技术的推动下，正在全球范围内重演。

美国的战略选择：适度的威尔逊主义，在全球推进公民社会

当现实中华盛顿和北京或华盛顿和莫斯科比七年战争中的伦敦和巴黎离得更近时，我们应当如何设想这样一个时代的战争和冲突？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这样一个时代保持克制？因为技术越是缩小距离，领土就越重要，对领土的冲动支配着思想。

想想以色列在保卫西岸和戈兰高地时是如何的困扰，以色列面临的是“空间的危机”。尽管这种趋势还未显现，但对于生活在一个洲际导弹作战、信息技术作战和远程精确打击的世界里的我们，在受到视频和社交媒体的煽动时是否也会面临这样的危机，我们需要面临的后果可能是像窒息那样的生理感触。未来的七年战争，就像十八世纪中叶那样，将是全球性的，但我们不会有相距万里的感觉。

相反，二十一世纪，在国境内的网络和信息战争将和中国南海战线或者能够侵入俄罗斯波罗的海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特种作战部队相结合。战争策划者可以从理论上设想一定的速度和及时互动性，但无法应对心理层面的变化。五角大楼的紧张感乃至草木皆兵的恐慌，远甚于以色列人在六日战争时担心被几只阿拉伯军队消灭的惶恐。

因此，想象一下，由于距离的缩短而产生的冲突，虽然信息更为熟悉、计划更为周密、时间也更为持久，但仍然感觉纯粹为了生存而战，就像欧洲前几个世纪的王朝斗争一样。这些斗争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战争，也不是二十一世纪大国之间的斗争。相反，它们将是隐藏在民族主义背后的文化方面的斗争。胜利将属于那些能在国家层面进行整体战争动员的最佳文化。这一过程将被称为达尔文主义。这些冲突面目可怖，所以关键问题在于如何防止这些冲突，而最好的办法就是恢复我们的自由赖以确立的那些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