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汽车行业对外投资兴起虽看似突兀，然而其产生根源仍可从开放经济规律与行业特定发展阶段客观需要上得到理解。首先是存在规模效应与多重贸易摩擦因素背景下，企业通过对外投资争取更多国际市场具有经济合理性。新能源汽车与动力电池等关键零部件技术和产品开发，承载了企业群体巨额先行研发投入，另外还包括政府提供的千亿量级补贴成本，固定成本分摊意味着该行业具有巨大规模经济效应。

虽然我国拥有国内市场规模大的有利条件，然而仍有必要争取更多国际市场。给定相关领域存在各种贸易壁垒带来交易成本以及新能源汽车产品的国际运输成本，企业通过海外投资就地供给能有效提升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通过对外投资全球布局符合经济逻辑与竞争规律。

其次传统汽车强国在电动汽车领域急起直追使得我国企业抓紧国外产能布局具有紧迫性。回顾当代动力电池以及电动汽车行业成长史，锂电池核心技术突破发明以及电动车初始研发制造，都是在美欧日等传统汽车强国实现的。然而传统巨头受内燃机技术路线巨大沉没成本牵制，在电动汽车创新领域心猿意马未能全力以赴，我国企业则借助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组合条件后来居上，并借助规模和配套制造成本优势取得目前市场领先地位。

不过有利于我国电动车企大规模走出去窗口期或稍纵即逝：目前日欧美传统车企受中国领先的刺激正在试图通过大规模投资急起直追，可预料在其国内布局完成后会较快跟进海外扩张，借助自身规模经济效应缩小与我国综合竞争力的差距。在上述形势下，我国企业抓住时机大规模对外投资巩固优势地位应是明智务实之举。

最后，东道国鼓励政策也提供边际激励作用。在目前全球气变治理是国际社会重要合作议程的背景下，各国面临汽车能源绿色转型当务之急，一些国家推出相关优惠政策吸引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有利的政策环境也对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走出去产生加持效果。

如泰国2023年1月3日出台投资促进法案（BOI法案）第九号公告，针对燃料电池电动汽车生产、燃料电池设备生产、换电站、纯电动摩托车制造、可再生能源制氢业务等高科技行业新增具体优惠促进政策，包括免征8年企业所得税、免1年进出口税、免征相关设备进口关税，并允许拥有适当数量土地所有权。

综合媒体报道，截止2023年8月中旬，已有十余家电动汽车企业获得优惠已经或计划投资泰国，使其成为我国新能源汽车企业在东南亚投资最为密集国家。

04. 初步看法与政策讨论

我国电动汽车崛起使得美西方实施对我高科技“去风险”面临两难困境：一方面新能源汽车是具有战略制高点含义部门，因而基于所谓“去风险”方针自然要对来自我国的直接投资设卡堵截严加限制；然而另一方面正因为相关产业的特殊重要性，美西方国家又不能完全无视我国相关直接投资对其可能带来的行业促进作用。

美国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CSIS）专家伊拉里亚•马佐科(Ilaria Mazzocco)今年8月在美国国会就中国电动汽车问题听证证词的分析思路，就集中体现了中国在相关领域超预期表现对美国及其盟友带来的冲击和纠结。在美欧难以聚焦与模棱两可政策环境下，我国对其投资近年已有显著增长，据估计仅仅在动力电池部门2022年我国在美国和欧盟直接投资就分别达到50亿欧元和70亿欧元。

美西方应对我国电动汽车行业直接投资以及早先大规模出口陷入进退失据尴尬状态，根本原因在于我国企业群体在相关领域捷足先登取得阶段性优势，并发展出与市场竞争原则相一致的大规模绿地投资（而不是早先并购投资占主导形态的）能力，使得美西方如果完全闭关堵截会对其自身发展带来巨大机会成本损失，并可能导致其在这个新兴领域进一步相对落后。

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电动汽车产业近年国内产销、对外出口、外部投资三级跳的系统表现，提供了我国应对外部环境演变在高科技领域持续发展的成功产业案例。虽然电动车产业新赛道超车的内在逻辑和赶超方式未必能简单复制到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领域，然而本文讨论现象及其逻辑对思考我国与美西方博弈斗法的策略与前景显然有启示意义。

我国新能源汽车近来对外投资增长，是在国内相关领域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国内产销及出口爆发式增长基础上，现实行业领先优势通过企业群体主动选择向外溢出与重构行业布局的产物，体现了大国产业国际竞争的规律性和机制性作用。拓宽视角看，新动向是经济全球化“未死”的经验证据，同也会反转产生维护和支撑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力量，从而有利于中国新兴大国和人类共同发展的根本利益。

虽然快速扩张过程可能伴随不利因素与潜在风险，对此需动态评估并适当应对，然而目前在政策层面应侧重认识其积极影响，继续对合法合规的投资计划和行动给予正常放行开绿灯。国内与国外投资虽存在静态意义上替代性竞争关系，然而基于全面分析应看到二者相互兼容促进互补性其实更为重要。因而没必要过多受“肥水不流外人田”心态影响，由此担忧产业空心化也为时过早。

在政策选择上，有关部门可为对外投资企业提供风险防范信息服务。近年我国一些企业在个别国家被当地政府以“逃税”“洗钱”审查为名处以巨额罚金造成较大损失，在美欧国家对华战略方针深度调整环境下也不排除既定政策转变造成风险，有关部门有必要在系统研究基础上及时提供风险提示与合规指导，在企业遭遇不公正对待时酌情介入提供帮助。

其次新能源汽车等高科技对外投资作为新现象，相关数据统计还存在短板，鉴于该部门重要性显著提升，有关部门和行业机构应加强相关统计以便对形势发展给以追踪观察和动态评估，及时发现和适当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最后要协调兼顾内外关系，未雨绸缪防范高科技OFDI替代效应可能派生的不利影响，国内需着力扩大内需扭转多年持续的经济下行压力，通过经济和收入强劲复苏促进消费并提振企业信心，使得我国企业对外与国内两线投资在良性互动基础上更加合理与更加可持续地展开。（2023年9月4日）

注释：

[1]感谢李昕、潘松李江等人参与讨论并协助收集整理数据和资料。

[2]参见卢锋：“产品内分工”《经济学 (季刊)》第4卷第1期，2004年10月，第56-8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