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增速下行？

观察者网：您前面论述中国经济现状的时候提到一些可以确定的事实，即，物价下行以及经济增速回落偏快，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持续很久了，那么您认为什么因素导致的增速下行和物价下行？

卢锋：官方数据显示疫情期三年平均增速约为4.7%，显著低于疫情前6%以上水平。今年上半年GDP增长5.5%显示经济持续恢复和总体回升向好，不过考虑2022年上半年2.2%的低位增速，两年平均下来上半年同比增速仍不到4%。另外今年二季度经济环比增速0.8%，折年率约为3.2%，都显示实际经济增长仍显著低于潜在增速，宏观经济恢复常态化增长仍面临困难和挑战。

上述局面成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外部环境变化导致外需相对萎缩拖累经济增长。随着全球经济减速世界贸易需求下降，短期外部环境趋紧意味着今年我国外需对经济增长贡献将从疫情期几年较高正值转为负值。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1％，其中6月份进出口总值为同比下降6%，自今年4月来同比增速连续3个月下滑。虽然“新三样”产品即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出口仍处于爆发式增长阶段，上半年合计增长61.6％拉动整体出口增长1.8个百分点，但是6月我国出口同比较5月回落4.9个百分点至-12.4%。

过去三年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持续保持较高程度正值贡献，据匡算每年平均贡献经济增长在0.7-0.8个百分点上下。然而具体观察季度数据，去年四季度外需贡献已经逆转为负值，今年上半年外需对经济贡献率在-10%上下，拖累近0.6个百分点经济增长。

从国内因素看疫情影响仍有疤痕效应和遗滞作用。我在年初撰写宏观经济展望评论时谈到这方面因素影响，如果当时是一种推测现在看已成为现实，并且在某些领域这类作用还比较明显并有紧迫感。前几年经济增长减速与波动加大，导致人们对未来发展前景顾虑较多和信心有待修复，伴随企业投资动力不强和居民倾向于去杠杆，包括上面提到的居民增加存款减持其它资产。

对我国而言疫情冲击还有一点特殊滞后影响：就是在疫情期间特定政策环境下企业供给能力维护较好，部分由于出口扩张的提振作用制造业投资增长较快，然而需求消费受到冲击较大。疫情后消费需求恢复难以一蹴即就，也增加了目前供大于求的矛盾。

另外，某些力度较大的强管制政策虽本身具有某种必要性，客观上也会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同程度的局部影响。例如为了稳定楼市和特大城市交通拥堵治理，早先实施了房产、轿车限购政策，一定程度制约市场有效需求释放。又如前几年加强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强监管，虽然新时期完善反垄断是必要的，一些具体管制措施和特定时段形成的激进治理氛围，不可能不影响业内企业发展预期，不久前高层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座谈会有助于行业恢复信心，然而行业预期修复仍需一个过程。还有房地产政策也在调整，金融16条出台是利好因素，然而2020年下半年“三道红线”强管制以来行业投资下降局面仍没有根本好转。

我国经济发展与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相辅相成，创建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进程行千里者半九十，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持续创新不断突破，否则会面临不进则退矛盾。新时期改革措施较多在改善收入分配、改进工作流程等方面，这些改革是必要的并取得成效，另外一些领域对激活增长潜能具有关键作用改革进程有待突破，这类激活增长型改革推进相对滞后客观上不利于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成为经济运行面临多年“宏观低景气度”的原因之一。

观察者网：您谈到的“对激活增长潜能具有关键作用的改革进程有待突破”，具体是指什么？

卢锋：回顾2019年年底，经济学家就2020年中国经济增速是不是应该“保6”、需不需要经济刺激政策展开了一场讨论，我当时提出“改革状态依存的潜在增速”的概念，强调针对经济成长不同阶段对体制创新的客观需要，下决心下力气推进必要的改革突破，对于充分释放潜在经济增长能力极为重要。去年还有媒体重新发表这篇旧文，我目前仍然这么看。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五年规划（计划）和长期规划对潜在增速的预计，与后来实际增速多次出现巨大反差，其重要原因是事先对潜在增速估测，无法预知后续改革突破释放增长潜力的影响，即便是已推出的改革举措，也难以准确评估其后续效果。这方面预测误差提示改革突破是推动经济成长上台阶的关键支持变量。

最早一次事例是改革开放初年计划增长目标与实际增速反差。80年代初国家制定了1981-8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计划》，其中要求国民经济在80年代前半期年均递增4%，在执行中争取达到5%。实际情况是1981-1985年间经济增速最低年份为5.1%，最高为15.2%，五年经济增速简单均值约为10.7%，比计划潜在经济增速高出一倍多。

又如1991年国家制定《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规定1991-2000年间经济平均增速为6%左右。然而实际上90年代GDP年度增速最低7.6%，最高14.3%，简单均值10.5%，比十年计划评价增速高出七成以上。

可见这背后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就是预测者没法预测后来的改革会有如此大的突破。这类再三呈现的经验事例显示，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经济高增长和快速崛起的“关键一招”，有无必要改革突破举措，会导致潜在经济增速出现很大差异。

观察4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所说的将近10%的高增长率，其实是有巨大波动的，尤其是有几次跳跃的，分别是改革开放初期、90年代南巡以后和2000以来加入WTO，每一次跳跃上一个新台阶。仔细观察会发现，每一次跳跃的前几年通常都有一系列重大的、促进增长潜力的改革。改革分很多种，并不是所有的改革都能促进增长。

图片由卢锋教授提供

早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催生农村和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改革，所以有了1980年代的高速增长。1990年代也是如此，邓小平的南巡讲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问题，包括修改宪法，写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带动了中国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1990年代末，国有企业改革付出了高失业率等代价，但从增长来看，毋庸置疑，国企改革和后来加入WTO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大力促进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增长。

目前改革问题的一个现实切入点，是对照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的主要事项清单，针对宏观低景气度现象折射的体制机制矛盾，在若干重要领域加快改革。例如要切实“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落实好公有与非公有“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原则，为经济稳健发展提供更为有力和有效的预期和信心支持。进一步落实“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中的“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方针，并结合现实形势将其拓展提升为竞争中性原则，以更好满足国内外环境发展演变对国内体制创新完善要求。

要全面落实十年前三中全会提出的方针：“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加快“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等等。

从近年政策实践看，既要根据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改进加强行业部门监管，同时要重视依据法治化和程序化原则有序推进，从而协调监管动态加强完善与发展预期稳定之间的关系。唯有下决心通过“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改革突破，改进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其逼近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蓝图，才能釜底抽薪摆脱宏观低景气度的制约。

应对：日本经验VS中国功夫

观察者网：您前面谈了中国经济实际增速下行的诸多原因，那我们接下来讨论解决办法。按照辜朝明的判断，“一旦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恐怕中国将走向资产负债表衰退。”这种情况下，“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货币政策上，不要把时间浪费在结构性改革上，而是应该将所有精力都放在财政刺激上以保持经济的运转”。您不同意他对中国经济的定性，他的药方的适用性也可疑吧？

卢锋：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分析逻辑，暗含了与主流货币学派治理通缩衰退的“破”。他认为，当整个企业部门负债大于资产的时候，无论利率水平是多少，都必须尽可能安静、快速地偿还债务。在这种情况下，利率对经济的影响不再那么大。对货币政策迷思的破，就是对财政政策的立，他强调要加大财政刺激。

应对目前宏观低景气度形势的政策选择中，确应包含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措施。然而如前面讨论的，单纯从资产负债表衰退角度解释中国经济，虽然能提示某些现实问题，然而分析思路有待商榷，应对政策建议也存在问题。例如他特别提到中国建筑业衰退，并在与日本经验比较基础上指出：“相比经历泡沫时期的日本，以及当今的日本和美国，中国建筑业的占比高达26%。如果建筑行业萎缩10%，就会影响中国GDP大约2.6%。这是很大一部分可能会丢失的GDP。”然而我国建筑业近年占GDP比重在7%上下，辜所用数据或许混同了总产值与增加值指标，导致数据偏差太大。

他建议中国应当大力度不间断的实施财政刺激政策，而在所有刺激方向中，辜朝明认为最首当其冲的就是建筑业，“对于存量楼盘要不惜一切代价造完。”我国房地产政策需要调整，具体措施包括近年实施的保交楼政策，同时还要对金融监管政策加以完善，包括在改革农地体制和治理城市供地机制基础上，调整行政限制市场购买和贷款政策，因而需要做的事情显然不限于保建筑业。

另外目前应对总需求不足压力，在宏观政策领域还需要加大货币政策特别是利率政策利用力度，如上面强调的尤需针对体制机制矛盾着力进行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