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先看宏观经济周期调整。影响经济形势决定因素大体可归结为三类：趋势性因素、周期性因素与随机性因素。周期形态与周期规律是理解特定时期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关键变量与重要视角。

所谓宏观经济周期，是指一国总产出、总收入、一般物价、企业利润、政府税收、就业量、广义货币等宏观经济变量增速指标，一段时期围绕其趋势水平上下交替偏离与继起衔接所构成并呈现某种规律性的波动形态。完整宏观经济周期的时间长度并无绝对标准，通常在几年或十多年之间。虽然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周期产生原因有不同解说，宏观经济运行受某种周期形态影响支配则是广泛国际经验显示的经验事实。

下图显示，改革开放时代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也在周期波动中展开，大体已经历了四次下行调整与三次比较完整的宏观周期，现在大体处于第三个完整周期和第四个下行调整的最底部，目前应处于整个调整隧道的最深部位。

为什么这轮周期调整持续较长并特别复杂？可以从早先扩张时期失衡特点及其叠加发生的结构调整特点角度加以理解。我最近做过一个讲座，从周期和结构双重调整视角系统讨论目前宏观经济形势成因。一般物价是顺周期变量，在宏观经济深度下行调整阶段，物价增速会随之回落甚至出现负增长，理解通缩压力首先应重视宏观经济周期调整规律性。

第二，工业品价格也显示近年通缩压力与调整上一轮景气扩张阶段失衡因素有关。下图对过去十多年40多种PPI分项指数分析发现，在2003-2008与2010年前后这两个强劲扩张阶段价格增长较快的PPI子部门和产品，2012年以来调整期价格下降幅度也较大。最近三年调整期价格下降与前面两个阶段物价变动呈现显著负相关，说明近年PPI下降是对2003-2007年前后开放景气扩张价格过快上涨以及2009年前后大规模刺激过度推高价格进行调整的产物。

可见所谓“PPI通缩”提供一种“宏观相对价格”变量，构成利用市场机制调节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重要手段，就此而言是调整早先过度扩张失衡的合规律现象。

第三，以初级产品为支配对象的进口价格变动也呈现周期调整特点，并且与我国经济周期调整存在密切联系。由于快速追赶阶段中国对大宗商品需求在全球范围具有“超级增量大国”地位，中国经济新世纪超强扩张，与后续回调对全球大宗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产生举足轻重作用，并以“出口转内销”方式反转影响我国进口价格。

我国十大类进口商品中，“矿物燃料”在2004-2008年涨幅最高，年均同比增速为26.2%，然而到2012-2014年调整期同比增速断崖式下降到-3.2%，两阶段增速落差高达30个百分点。其次是“动植物油脂”，前期增速为16.9%，后期降幅为-9.5%，增速落差为25.4%。再次是“非食用原料”前后期增速分别为14.1%和-9.7，落差为23.8%。与初级商品比较，工业制品在中国经济2004-2008高速扩张期年均增速只有2.2%，2012-2014年下行调整期年均增速为-0.6，两阶段价格回落幅度仅为2.8%。

下图报告进口商品分类价格走势相对差异形态显示，在世纪初国内经济扩张期涨幅越高对象近年调整期跌幅越大，客观上会加大近年国内整体物价下降和通缩压力，显示我国进口价格与宏观经济调整之间存在联系。

第四，化解资产泡沫化与高杠杆的周期调整对物价走势产生影响。高速经济增长特别是实施大规模刺激计划，伴随某些地区与行业杠杆率偏高与资产泡沫化出现与加剧。“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伴随信用与流动性增速从偏快状态下降到比较常态水平，对CPI和GDP平减指数造成下行压力。

房地产等大众投资品价格与收藏品等小众投资品价格下降调整，通过财富效应也对物价下行构成压力。如煤矿等资产价格在景气扩张时大幅飙升，内蒙和山西世纪初1000万元左右煤矿到煤价高峰时上升到十亿多元，当前面临剧烈下行调整。资产价格飙升伴随投机炒作，导致一些地区在资产泡沫化阶段出现“越有钱越缺钱”现象。

监管当局对信贷进行数量控制，在利率不能均衡背景下数量控制诱致各种影子银行业务“野蛮生长”，伴随一些行业与地方信用过度扩张与杠杆率过高现象。随着调整期收紧对影子银行与常规信贷管控，信用与流动性过度放松情况得到改变，也对资产及其相关商品价格派生下行压力。

第五，治理改善与社会进步因素也对近年物价下降产生影响。这方面变化在中国特殊体制环境下包含政治经济学意义上调整内涵。例如随着中央落实八项规定与推进反腐倡廉严控以权谋私，一段时期钱权交易灰色与非法收入增长势头得到控制，与权力经济相联系的一些不合理高档消费得到遏制，在边际上也会对消费物价带来短期与局部下行压力。

例如53度飞天茅台酒在2011年前后曾飙升到每瓶2000元高价，近年价格下降一半左右。近年我国消费物价中“烟酒及用品类”价格指数，是除“交通和通讯类”外仅有的从2013年以来持续负增长对象，与此前不合理高端消费得到抑制应存在某种联系。

耐人寻味的是，甚至澳门博彩收入增速在经历了2010年罕见飙升后，近年也随着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周期调整深化而大幅下跌。

第六，技术进步对物价产生影响。进入新世纪后我国钢铁、汽车等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以年均两位数以上速度提升，电子和家电行业也都发生较快技术进步和生产率增长，从供给面对物价变动引入下行压力。

例如在上述CPI八大类商品中，“交通和通讯类”子项2013-2014年降幅最大，这一现象应与电子通讯领域技术进步较快有关。不过需要指出，当代经济环境下技术进步影响持续存在，因而这一因素本身难以解释一般物价周期变动形态。

真实关系可能是：在宏观景气扩张阶段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对一般物价的总量作用，显著超过特定部门技术进步对一般物价的局部抑制作用，因而一般物价整体仍呈现周期上涨态势；随着宏观经济进入下行调整期，总需求走弱与技术进步对一般物价变动朝同一方向施加影响，派生观察到的整体价格下行走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