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12年后，叙利亚重返阿盟，这也成为5月19日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召开的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峰会上最大的亮点。

在北约东扩咄咄逼人招致俄罗斯反击，西方不得不把主要精力投入俄乌地缘冲突和防范经济金融风险的背景下，中东地区获得了难得的战略自主窗口期。沙特、伊朗、土耳其等区域大国加紧修复相互关系，被称为“阿拉伯主义心脏”的叙利亚历经12年内战屹立不倒，如今，反而在地区局势大缓和的背景下重回阿盟。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刘中民看来，美俄的中东影响力虽然还在，但双双下降，中国影响力在上升，从力量对比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局面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东地区的体现。叙利亚回归阿盟是一个信号，也可以看作“阿拉伯主义”的触底反弹。

以下是访谈实录：

【采访/观察者网 周远方】

观察者网：叙利亚被称为“阿拉伯主义的心脏”，叙利亚问题又跟巴以问题和中东一系列问题相关联，能否请您从历史的角度简单介绍一下叙利亚问题的来龙去脉？

刘中民：首先，叙利亚的地理位置和厚重历史决定了它在中东地区的特殊地位。

在历史上看，叙利亚处在各种文明交汇的要冲位置上。简单来讲，在古典文明时期，叙利亚处在东西方交通要冲，是古埃及、古亚述、波斯帝国、罗马帝国、东罗马拜占庭帝国都曾经争夺过的地方。后来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崛起，这个地方成为伊斯兰文明板块的一部分。

叙利亚在中东的地缘位置示意图（图源：地球知识局）

其次，到近代，叙利亚又成为首先和西方接触比较多的地区，1920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叙利亚由法国委任统治。当时，奥斯曼帝国利用泛伊斯兰来维系帝国统治，阿拉伯世界普遍受到伊斯兰教影响，但叙利亚历史上留下了一部分基督徒，他们跟西方接触较多，后来一部分人留学西方，看到西方发展，回国后将西方的民族主义带回叙利亚，这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一大来源，叙利亚也就和埃及并立为阿拉伯主义思想的中心。

在20世纪50-60年代，阿拉伯世界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民族主义开始发挥它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作用。当时，叙利亚产生了今天巴沙尔政权所属的政党，复兴党，它与埃及纳赛尔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合流，这两大潮流开始建构阿拉伯的民族认同，面对近代被西方分裂的阿拉伯世界，他们开始追求阿拉伯民族统一运动。

因此，在1958年，埃及和叙利亚实现了短暂的统一，后来伊拉克也加入，阿拉伯主义运动达到顶峰。后来，由于阿拉伯世界的内部矛盾，这个国家只维持了三年时间，由此可知叙利亚被称为“阿拉伯主义心脏”的来龙去脉，无论是近代民族主义发端，还是当代的阿拉伯民族统一运动，叙利亚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的很多地区事务中曾经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上世纪60年代以来，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发展日趋衰弱，五次中东战争，特别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国家遭受惨败，叙利亚也是重要的参与者。其中，像以色列占领戈兰高地问题，至今没有相关国际条约结束战争，也就是说，叙利亚与以色列实际上仍处于战争状态。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至今强调以1967年的边界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其中就包含了戈兰高地的争端问题，在几次“阿以冲突”中，叙利亚都是阿拉伯的前线国家。

老阿萨德1971年访问苏联（资料图）

另外一条线索是叙利亚与伊朗的特殊关系，沙特和伊朗分别以伊斯兰教为依托，争夺中东地区的主导权。巴沙尔家族尽管高举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旗帜，但其执政仍需要伊斯兰教派角度的合法性支持，伊朗作为什叶派大本营他，支持了巴沙尔家族的阿拉维教派。因此，在阿拉伯兄弟相残的两伊战争中，叙利亚对伊朗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这也是叙利亚得罪一部分阿拉伯世界国家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第四，从“阿拉伯之春”运动的发展脉络来看，由于叙利亚在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地位和广泛基础，尽管西方跃跃欲试，集合了各种因素制造波澜，叙利亚危机爆发还是比较晚的。西方曾设想，如果能够颠覆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那么下一站就是“德黑兰之春”，一举拿下伊朗，但10多年过去，巴沙尔政权基于其阿拉伯主义意识形态的号召力、政党组织能力、执政能力和伊朗、俄罗斯的外部支持，非常艰难地挺过来了。“伊斯兰国”横空出世以后，美国既不愿发动地面战争，又想火中取栗、推波助澜，而俄罗斯借打击“伊斯兰国”军事介入叙利亚，2017年以后，俄罗斯又牵头搞了阿斯塔纳对话机制，给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大国搭建发挥影响力的平台，所以，叙利亚在“阿拉伯之春”过程中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中东地区事务很复杂，我们无法分析太多，主要从阿以冲突这条线索，以及伊朗跟阿拉伯世界对抗这条线索上，都说明叙利亚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反过来说，在当前沙特与伊朗在北京和解之后，叙利亚重返阿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且这个变化非常重要。

观察者网：如您所说，叙利亚重回阿盟是本次峰会的一大重要事件，能否评价一下它的意义？

刘中民：叙利亚重返阿盟应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从辩证的角度看，叙利亚回归既受益于当前沙特与伊朗的缓和潮流，同时这个回归进程又会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中东地区的缓和大势。刚才我们分析了各种矛盾，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矛盾、阿拉伯世界与伊朗的矛盾、域外大国之间的矛盾，几种矛盾都交汇到叙利亚，因此，叙利亚重返阿盟，会反过来影响这些矛盾的变化节奏。它既是一个风向标，又是一个试金石。风向标意味着，它标志着和解的潮流在继续深入；试金石意味着，它又对沙特与伊朗和解，乃至地区和解的成色提供考验，比如现在西方仍未放弃颠覆叙利亚的目标，以色列也经常轰炸叙利亚境内目标，阿拉伯世界内部声音也不一致，卡塔尔明确反对，伊拉克、约旦也还有一些顾忌等等。

第二，我把叙利亚重返阿盟视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触底反弹的一个征兆。阿拉伯民族统一的思想意识曾在上世纪50-60年代高涨，在反对西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进程中，叙利亚、埃及、伊拉克都是比较主要的角色。但是1967年以后，埃及失去西奈半岛，巴勒斯坦失去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叙利亚失去戈兰高地，阿拉伯主义遭受致命打击。人们认为，它打败不了以色列，伊斯兰意识形态开始上升，沙特作为伊斯兰世界领袖的地位上升，包括原教旨主义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及今天在巴勒斯坦有重要影响的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都在当时的背景下涌现。到80年代，阿拉伯世界的内部矛盾在两伊战争集中爆发；后来90年代的海湾战争阿拉伯民族兄弟相残；2003年伊拉克战争；再到新世纪的“阿拉伯之春”、叙利亚战争，直到2012年把叙利亚开除阿盟，可以说这是一个趋势，阿拉伯主义在日益衰弱。

这次叙利亚重返阿盟，可以看做这一趋势发生了变化，阿拉伯世界开始看到，在域外势力的挑动下不断内斗下去，对各方都没有好处，沙特、伊朗、土耳其都开始寻求和解，叙利亚重返阿拉伯世界，我认为可以看作阿拉伯世界又开始走向统一的迹象，当然，不能说已经实现了。

沙特外交大臣欢迎叙利亚回归阿盟

观察者网：第三个问题，刚才也提到了，不久前，沙特与伊朗和解，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能否请您简单介绍一下应当从哪些角度去观察？

刘中民：第一，沙特与伊朗作为中东地区两大阵营的矛盾会缓和，就会带动一系列地区力量之间关系的缓和。

沙特与伊朗的矛盾，背后既有民族矛盾，又有教派矛盾，特别是“阿拉伯之春”以来，教派矛盾越来越突出，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巴林背后都存在沙特跟伊朗争夺地区影响力这条线索。沙特与伊朗和解，那么阿拉伯世界和伊朗以及阿拉伯世界内部的关系都会有一个调整。沙特跟胡塞武装最近开始交换战俘，对伊拉克问题也是利好，当然伊拉克稍微复杂一些，内部有逊尼派跟什叶派的矛盾，还有库尔德问题和极端组织的因素。

另外一条线索是穆兄会力量，这涉及到“阿拉伯之春”10年来的另外一条突出的矛盾对抗线。穆斯林兄弟会是1928年在埃及创立的，土耳其是支持穆兄会的，沙特是反对的，最近土耳其跟埃及的关系在明显缓和，当然这跟土耳其国内大选也有关，土耳其跟沙特、阿联酋也在缓和。这不是沙特与伊朗的缓和直接带来的，但也会有关系。

第三，这同时带来一个问题，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长期来都是在对抗中应运而生的政治力量，那么在缓和气氛下，这些组织将何去何从，恐怕需要沙特和伊朗做出一些调整和安排，可能会涉及各自的国内政治，这是一个需要观察的问题。

观察者网：巴以问题是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核心问题，在最新的形势中，能否观察到一些变化？

刘中民：以色列可能会有一定的危机感。2020年9月15日，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在特朗普推动下在白宫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同意建交，随后摩洛哥、苏丹两国加入协议，再加上之前的埃及和约旦，22个阿拉伯国家中有6个与以色列建交。下一步，美国这几年一直推动以色列和沙特之间的关系正常化。

2020年9月15日，特朗普推动以色列、阿联酋和巴林签署《亚伯拉罕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