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前议员斯特斯基：能否请刘大使进一步介绍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

刘大使：关于中国的生态保护红线制度，我愿介绍三点情况：

第一，生态保护红线是被提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这是中国国土空间规划和管理的重要制度创新，对维系生态安全格局、维护生态系统功能、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中国计划到2020年底，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面积约占陆域国土的25%。

第二，生态保护红线在国土空间规划中逐级划定落实。我们将生态功能极重要和极脆弱区域划入生态保护红线，覆盖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各类自然保护地等，通过严格管理，减少人为活动对生态环境的扰动。截至2018年年底，中国各类自然保护地总数量已达1.18万个，自然保护地面积超过172.8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陆域面积18%以上，提前实现了COP10通过的到2020年达到17%的目标。

第三，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生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保护红线是中国保护生物多样性、调整经济结构、规划产业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不可逾越的红线，但并不意味着对所有区域都实行“绝对保护”、不能利用，它既不是“无人区”，也不是发展的“真空区”。中国政府鼓励各地合理利用生态保护红线内的优质生态资源，探索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机制。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实现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此外，中国根据公约精神于2010年制定并实施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提出中国未来20年生物多样性保护总体目标、战略任务和优先行动。自2015年起，通过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对全国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调查观测，调查记录超过210万条，不断跟踪评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年）执行进展情况。我们愿就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与各方加强交流，促进各自国家行动计划的实施。

肯尼亚议会议员切普科沃尼：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将如何助力沿线国家实现清洁、绿色、可持续的发展？　　

刘大使：“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繁荣之路，也是绿色发展之路。在“一带一路”建设实践中，中国始终秉持绿色发展理念，注重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接，推动基础设施绿色低碳化建设和运营管理，在投资贸易中强调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未来“一带一路”建设将着重在以下三方面加强绿色合作：　　

一是建立绿色机制。2019年，“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成立，下设“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等十个专题伙伴关系，目前已有40多个国家的150余家中外合作伙伴。中国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加强环保能力建设，先后为120多个国家培训环保官员、专家和技术人员2000多人次。中国政府还成立“一带一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促进先进生态环保技术的联合研发和推广应用。　　

二是促进绿色发展。中国企业在承建和设计“一带一路”项目时，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充分考虑环保因素。例如，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承建卡拉奇—拉合尔公路时，在公路沿线植树近30万棵，植草500多万平方米，在建设基础设施的同时，也为当地环境绿化作出贡献。同样在巴基斯坦，在建设胡布燃煤电站时，使用了先进的清洁煤电技术，整个项目造价约有10%用于污染防控，其排放完全符合标准。　　

三是加强绿色金融合作。全球已有30多家大型金融机构签署了《“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GIP）。GIP内容包括充分了解环境、社会和治理风险；充分披露环境信息；充分运用绿色金融工具；采用绿色供应链管理等。中国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绿色“一带一路”建设，2019年中国工商银行发行了首支“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绿色债券，深入推进“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合作。　　

中国将坚持开放、绿色、可持续理念，愿与包括英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积极开展绿色“一带一路”第三方市场合作；通过“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等平台，助力沿线国家实现绿色、清洁、可持续发展。

南非议会议员弗罗里克：中国如何看待《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刘大使：海洋是地球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保护海洋生物多样性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中国作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签署国，始终致力于遵守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2019年中国与法国达成的《中法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北京倡议》，明确呼吁动员所有国家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以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国家管辖外生物多样性。目前，中国已批准建立国家级海洋公园超过40个，建立各级海洋自然/特别保护区（海洋公园）270余处，海洋保护区数量和面积不断扩大，保护对象类型日益丰富。　　

中国将与各国共同做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共同打造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屏障，为保护好海洋这个生机盎然的蓝色世界作出更多贡献。

英国议会上院议员兰德尔勋爵：在疫情背景下，如何提高公众参与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意识和积极性？　　

刘大使：保护生物多样性不只是政府的事情，社会各界都应广泛参与进来。提高公众参与意识是《中国生态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11—2030）》中的八大战略任务之一。我们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参与机制，开展多种形式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公众积极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加强学校的生物多样性科普教育。明年COP15也将开展平行会议，举办大量边会和展览，充分鼓励和推动社会各界参与大会。中方还将按惯例在COP26会场设立“中国角”，为中国地方政府、科研院校、非政府组织等参与气候多边进程、建言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平台。中方愿与英方一道，鼓励更多企业、民间组织等社会各界参与进来，为COP15和COP26成功举办、促进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作出贡献。

墨西哥议会议员加西亚：如何看待明年COP15和COP26之间的关系？如何才能更广泛地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刘大使：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指出，人与自然是命运共同体。无论是保护生物多样性，还是应对气候变化，都是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方面。生物多样性保护可以帮助人类更好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同时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又能减少生物多样性受到的威胁，二者是相互协同的。COP15和COP26两场大会可以在三方面协同增效： 　　

一是共同建设生态文明。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都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我们应以两场大会为契机，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协调统一。　　

二是共同促进绿色发展。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都与新冠肺炎疫情后经济复苏密切相关。我们要按照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指明的方向，坚持绿色、包容、可持续发展。通过举办两场大会，我们可从保护自然中寻找绿色发展机遇，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培育疫后经济复苏活力。　　

三是共同维护多边主义。《生物多样性公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等国际条约是全球环境治理的法律基础，也是多边合作的重要成果，得到各方广泛支持和参与。我们应以两场大会为契机，坚定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国际规则尊严和权威，凝聚全球环境治理合力。　　

中英都重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这也是英方举办COP26的重要领域之一。中英应积极推广“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将其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协同解决方案，促进协同增效，促进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中国与新西兰共同牵头了2019年联合国气候行动峰会的NBS领域工作，在峰会上发布了《基于自然的气候解决方案政策主张》等成果文件，组建了“NBS之友小组”后续合作平台。我们还结合实践，提出了“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这一NBS行动倡议，为丰富NBS贡献了中国智慧。　　

下一步，我们愿与英方加强有关NBS的交流与合作，共同推动各方提高对自然价值的认识，推动政府、金融机构、企业和所有其他利益相关方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优先考虑NBS，制定富有雄心的计划并采取切实行动，让NBS支持生态系统保护及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发挥更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