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听起来离我们很近，看似颇为切合我们晚近40年来的经验，因此笔者不惜大段原文照录。尽管如此，霍布森没有提到两个前提：第一，被如此开发的中国自己有能力重新组织起来；第二，周边的国际环境允许中国重新组织起来，毕竟这需要时间。第一个前提当然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但与第二个前提并非没有关系。何况，霍布森没有提到，在帝国主义阶段即第二阶段，英国等列强“占领外国领土”后进行的是掠夺性投资，这已经是历史的既存事实，帝国主义要按他的建议改弦更张已经来不及。

由此可以看到，列宁与霍布森–考茨基的“反帝”论的根本差异在于：资本主义帝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关系与资本主义帝国与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之间的歧视性关系有本质差别。用通俗的话来讲，资本主义帝国之间的战争是狗咬狗，受压迫的民族国家反抗资本主义帝国的战争是人打狗。按照这一区分，即便对二战也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英美法俄与德日的战争和中国的抗日战争有本质上的差异。

民族国家与后现代转折

回头看科耶夫的说法，显而易见，他所谓的世界历史的后现代转折与霍布森的说法很相似。难道我们应该说科耶夫也是修正主义者？与具体的历史语境和政治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质。即便苏联的官方理论家也承认，列宁的“反帝论”直接针对当时欧洲的历史语境。[40]即便粗略对比一下科耶夫的语境与1902年尤其1915年的语境，我们也不难看到，决定性的差异在于：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历史预见已经实现，而且是第一次欧洲大战的结果。如今（1945年），第二次欧洲大战刚刚结束，科耶夫鼓励战后法国向苏联学习，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帝国联盟，很难说给他扣上“修正主义”帽子。

科耶夫明确告诉战后法国的担纲者们，法国应该“明白而彻底地宣布‘民族国家’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已经终结，而法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政治上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他随即补充说：

这个终结同时也是一个起点，并且至少是在这里，死亡也是一种重生。因为民族国家能够而且也必须要经由一个由加盟国家所组成的国际性联盟来超越自己，在这个国际性联盟里面，民族国家必须而且也能够重申自己在文化、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特殊性，而办法则是通过一种和平、友好、平等而自由的竞争，将这种特殊性呈现给这个它通过消除自己作为一个排他的、孤立的民族国家而创建起来的庞大组织。（页19）

苏联不就是“一个由加盟国家所组成的国际性联盟”的共和国吗？在科耶夫眼里，苏联当然是一个帝国。由此来看，要说科耶夫给战后法国的担纲者们的建议听起来具有列宁主义色彩，不会离谱。

1942年8月德国第24装甲师前往斯大林格勒

科耶夫非常敬佩斯大林，在今天的绝大多数智识人看来不可思议。科耶夫则认为，斯大林让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式加盟帝国得以挺过经济难关，快速推进工业化，并凭此顶住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装甲化闪击入侵，当然值得钦佩。这并意味着否认斯大林的好些统治手法愚蠢之极。希罗多德笔下的科林多僭主，也让人感到善恶难辨，甚至得到人民爱戴。科耶夫不会愚蠢到无视常识的地步：如果斯大林更为明智，那么，他会做得更好。

无论如何，苏联在1990年代瓦解，绝非所谓“历史必然”。毋宁说，苏共长期官僚化，政治才干的血脉日益堵塞，平庸之士和曲意迎逢之才成了党的中坚力量，是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普京说过，谁要是认为苏联瓦解是好事或历史必然，那他在政治上肯定是个白痴。

1957年，科耶夫应施米特邀请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做过一场秘密学术报告。[41]报告会在封闭的小圈子内举行，科耶夫开场就强调，他是以“个人”而非“法国官员”身份做报告，因此“会非常有意识地同时也是非常小心地避免任何政治性的或者可能会带有一点政治色彩的东西”（页188）。其实，科耶夫特别强调这一点，仅仅因为他的报告将表明，他是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1957年的冷战状态下，科耶夫亮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者姿态显然会自惹麻烦，何况他还是法国政府高层官员。尽管如此，科耶夫在报告中仍然勇敢地表达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立场。

科耶夫的马克思主义观显得具有“奥康剃刀”式风格，即重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核心，使之发挥现实政治活力，而非侈谈教条或揪住枝蔓理论掉书袋。他开宗明义地说，马克思主义诞生于世界历史的现代阶段即资本主义阶段，并直接针对资本主义的历史问题。因为，马克思赋予“资本主义”这个词“一种非常精确同时也带有特殊经济意味的含义”（页189）。同样，列宁继承马克思，赋予“帝国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也带有特殊的经济意味，即“垄断资本主义”。[42]

在战后欧洲的国际情势中，科耶夫如何进一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呢？他说，谁都看到，资本主义在战后活得很好，欧洲并没有爆发普遍的社会主义革命，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科耶夫接下来就反驳说：马克思所预言的社会革命在欧洲没有发生，“并不是因为他在理论上错了，反倒是因为他在理论上正确。”（页190）因为，《资本论》的核心论点在于，“剩余价值”是否惠及多数人而非仅仅惠及少数人。欧美没有爆发社会革命，恰恰因为欧美大资本家为了获取更多利润让“剩余价值”更多地惠及了多数人，以至于欧美人的生活水平有了普遍提高。尽管如此，凭常识我们也应该知道，资本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让更多的人因分享“剩余价值”而富裕起来，不等于资本家的利己之心成了高尚且伟大的品性。

科耶夫接下来说，可是：

我们看到，在当前，最重要的生产手段属于一个独享技术进步之利益的欧美小数派（a Euro – American Minority），因为，这个进步使得这个少数派的收入在年复一年的膨胀；但与此同时，亚非多数派（the Afro – Asian Majority）固然在绝对的意义上没有变得更加贫困（从物质角度来讲，这绝对不可能），但从相对的意义上来说，却更加贫困了。与此同时，这一现象所牵涉的绝对不是两个在经济上彼此分离的体系，因为在欧美和亚非之间有非常活跃的经济往来。

但是，这个体系的建构方式如此之不合理，乃至那个较小的部分每年都在通过它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另外那个较大的部分却绝对没有将自己提升到高于维持生存的绝对最低线水平。（页193 - 194）

与霍布森在1902年的言论对比，很清楚，科耶夫继承的是马克思–列宁的思想立场，即技术进步或生产力的提高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应该让大多数人获得福利。科耶夫甚至强调，至于“剩余价值是由私人来投资，还是由国家官僚来投资”，“并没有关系”。所谓“由国家官僚来投资”创造剩余价值，显然指当时的苏联帝国。换言之，社会主义性质已经不取决于“由私人来投资，还是由国家官僚来投资”创造剩余价值，而在于私人资本家或国家官僚是否独享剩余价值。因此，科耶夫说，马克思感到义愤的是，技术进步创造了资本的剩余价值，“劳动群众却被置于生存的最低线。”（页192）

科耶夫的这份秘密报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他在1945年报告中提出的“拉丁帝国”构想。[43]他不仅期望“拉丁帝国”能在“彼此仇视、彼此对立”的斯拉夫 - 苏维埃帝国和新教的美英帝国之间起“缓和作用”，更重要的是，“拉丁帝国”应该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帝国与资本主义帝国抗衡：发明技术进步的欧美帝国中的“大多数人”富裕起来，不等于大多数亚非国家中的“大多数人”富裕起来。

科耶夫说，他提出“拉丁帝国”这一构想，为的是把握“决定一种普遍意志的[历史]机会”。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普遍意志”作为一个l’idée politique idéale[政治理想的观念]，就是国际社会主义的观念（页20）。既然这个观念带有“政治理想”性质，我们只能称之为一种梦想。

1945年的中国还不可能产生这样的梦想——只有一个人除外，而且比科耶夫早差不多近10年就已经产生这样的梦想。科耶夫提交国是报告一个月之后（1945年10月初），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刊布了写于1936年的咏雪词，表达了自己早就有的对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式期待：为世界带来社会主义的大地法。

1936年春，毛泽东、周恩来和博古等人在长征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