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列宁之争与现代中国革命

我们不应该忘记，即便到了二战时期，中国仍然还在凭靠农业国的体力抵抗已经工业化的日本，而且到了1944年时，体力明显不支。用如今的实证史学家的说法，当时“认为战争能够导致中国新生的想法，已被证明是个天大的幻想。”[36]

相反，霍布森在1902年的书中写到：

亚洲的广大领土如波斯、西藏、暹罗和阿富汗，迅速被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提上侵略日程，成为它们之间武力争夺的对象；……在美国抛弃一贯的孤立政策插手太平洋地区的帝国竞争时，没有理由期待欧洲列强会允许美国特别保护或最终吞并这些领土。

除此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中国问题。很难想象列强在这块肥肉面前会一直按兵不动和迟疑不决，侵犯这个天然宝库无疑会有巨大风险，但这不会打消那些逐利的冒险集团的野心，他们会驱使本国政府与中国交涉商业条约、租地权、铁路权和矿山特许权问题，而这必将引起政治干涉的增加。（《帝国主义》，页198）

当然，考茨基与霍布斯所想的在有一点上庶几差不多，即殷切期望先进资本主义大国走向合作关系，别打得一塌糊涂。第二次欧洲大战爆发前夕，霍布森在为《帝国主义》修订第三版（1938）撰写的长篇“导言”中说，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日本单独掠夺的对象”，但是“开发中国的任务远非日本的国民财源所能胜任”。他呼吁说：

如果西方列强的资本家能够聪明地合作，而不是为各自的掠夺地盘而争吵不已，那么，他们会联合起来，在亚洲组织联合的国际事业，这种计划将给予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以另一个活跃的有利生存时代。（《帝国主义》，纪明译本，页18）

霍布森同时也承认，从目前态势看，日本已经不会让西方染指“对中国的政治支配”，这意味着西方的“经济国际帝国主义”已经不大可能。[37]当时，日本已经发动进攻中国华北的战役，中国战时政府刚刚组建起来的几个德式精锐师正与日军在华东淞沪一带激战。霍布森与考茨基的一致之处在于，他们当时都不认为，资本主义大国的恶性扩张会引发受欺压和被掠夺的传统农业国家起来革命。这样的社会革命难免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国家大动乱，但这毕竟是资本主义帝国强加给传统农业国为摆脱国际性欺压和掠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考茨基在1915年甚至说，中国一旦发展资本主义，其前景简直不可限量，但“对于所有欧洲国家来说，在中国实行任何帝国主义政策，都是越来越不可能的事。”因为，日本已经成为东方的帝国主义，它要独霸中国这个巨大市场。如果日本统治了中国，倒是很容易“与中国融合成一个民族整体”（《民族国家》，页57）。

这话可不是在替中国着想，而是在为帝国主义着想，因为，考茨基指望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不要相互厮打争夺地盘，而是增强合作。因此，考茨基期待德国能出现社会民主化改革，他甚至指望当时的俄罗斯帝国也推行自上而下的民主化改革，以适应跻身资本主义大国的需要。难怪列宁看了考茨基的小册子后火冒三丈，痛斥考茨基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随即写了题为《社会主义与战争》的著名文章，其中说道：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阶段只是在20世纪才达到的。过去，不建立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就不能推翻封建主义。然而现在，旧的民族国家现在已经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了。资本主义使集中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整个整个的工业部门都掌握在辛迪加、托拉斯这些资本家亿万富翁的同盟手中，几乎整个地球已被这些“资本大王”所瓜分，他们或者采取占有殖民地的形式，或者用金融剥削的千万条绳索仅仅缠绕住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和竞争已经被追求垄断、抢夺投资市场和原料输出地等等的意象所取代。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已经由原先反封建主义斗争中的民族解放者，变为最大的民族压迫者。资本主义已经由进步变为反动，它使生产力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以致使人类面临这样的抉择：要么过渡到社会主义，要么一连几年、甚至几十年地经受“大”国之间为勉强维持资本主义（以殖民地、垄断、特权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为手段）而进行的武装斗争。[38]

1917年列宁在莫斯科发表演讲

《社会主义与战争》是著名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一文的雏形，后者的核心论点已经包含其中。科耶夫关于“历史的一般状况”的说法与列宁的历史哲学论断一致，即欧洲民族国家的出现，意味着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但“这些旧的民族国家现在已经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了。”换言之，列宁完全同意霍布森的看法：世界历史已经进入超越民族国家的阶段，走向帝国形态。[39]

问题在于，建立社会主义的帝国能够期望资本主义帝国洗心革面吗？尤其重要的是，如果说帝国主义是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阶段即现代阶段的最高阶段，其基本特征是“侵占殖民地，施行垄断，建立特权，实行各种各样的民族压迫”，那么，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能够劝阻遭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不起来革命呢？

由此来看，列宁的“反帝论”会成为中共早期人士的理论资源，完全可以理解。毕竟，古老的中国当时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式大国欺压和掠夺。若对比考茨基的观点，我们也得同意，列宁痛斥考茨基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或“修正主义”，一点儿没冤枉他。

在1915年的小册子中，考茨基说，“在帝国主义征服所瞩目的地区中，中国对于世界市场和资本输出来说最为重要。”因为，这个古老的农业文明帝国的人口比整个非洲的人口多两倍，“几乎等于连俄国在内的整个欧洲的人口。”而且，这个文明帝国的主要居民（不算边远地区）的文化水平，“比起印度居民来要平均得多”，农业生产水平也比印度农民“要高得多”。考茨基没有说中国尚处于封建阶段，而是说中国的制度虽然属于东方专制主义类型，但“广大居民群众一直还处在原始民主的束缚下”（《民族国家》，页54 - 55）。

这些说法算得上实实在在的观察，而且实际上也来自霍布森的观点，甚至远不如霍布森观察得细腻入微（比较《帝国主义》，页272 - 274）。让今天的我们大跌眼镜的是，考茨基接下来就说，对于这样一个巨大市场，“不能用大炮来取得”，只能要么“用更低廉的价格”、要么“用信任”来获得，因为中国人是“高傲的人民”。帝国主义大国为争夺中国而厮打，只会“加速中国的现代化”，“促使这个‘中央之国’去建立现代化军队，设置现代化交通工具，修筑铁路”，甚至迅速发展新闻事业。一旦这一切都动起来，中国就会“用现代民主的思想取代原始民主的思想”，中国的民族精神就会彻底更新，而“这种精神同外国统治终究势不两立”，对任何外部势力都会抵抗到底（《民族国家》，页56）。

说得真一点儿没错！笔者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位德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家竟然凭此为帝国主义者们出谋划策：对于中国这样的巨大市场，不能像“俄国、法国、日本”那样，“对中国给予惨痛打击，并且夺去大片中国领土”，而是应该像英美两国那样，“坚持自由贸易”，“维护门户开放原则，才可以在中国做最好的生意”。这两个帝国才真正懂得“冷静权衡利害”，“不被表面现象所迷惑”（《民族国家》，页55）。言下之意，德意志第二帝国应该向英美学习。考茨基变卖了马克思主义坚持国际社会公义的精神品质，不是修正主义又是什么呢？

相比之下，霍布森的下面这段话虽然说的是同一件事情，但至少口吻不像考茨基那样缺乏品德。他说，“我们用西方工业手段同落后种族打交道的历史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普通的贸易阶段，双方交换各自的剩余产品”。接下来是第二阶段，即英国或其他西方列强为了开发资源，在“占领外国领土并进行投资之后”输出资本，“这种出口无需进口贸易来平衡”，新开发国家通过获得借贷资本提升自己的经营能力，积累自己的资本，组织自己的经济能力。这个时期虽然可能维持很长，但终归会进入第三个阶段，即新开发国家会“自行发展起来”加入竞争。

现在的中国不需很久必然进入这个阶段。这样一个充分具备为将来内部发展所必需的一切生产力的国家，将转而反对它之前的教化者，摆脱对外国工业援助的依赖，它能够在自己的市场上廉价出售商品，继而拓展至国外市场去，并在全球其他尚未得到开发的地区，去进行更多的开发事业。

不长记性的自由贸易论者用以回避这个重大问题的那些陈词滥调，我们已经揭露过了。这里仅重申一点就够了，即自由贸易论者无法保证工业和工业人口仅局限于一个国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讲，都不可能阻止英国资本转入中国，只要那里能够找到更加廉价和充裕的劳动力；甚至也不可能阻止中国资本和中国劳动力在世界中立市场上将英国产品排挤出去，对于英国如此，对于那些在经济上榨取中国的其他工业国也如此。

至少可以作如下设想：中国会扭转局势，压倒西方工业民族，利用自己的资本和组织力量，或者更可能的是，代之以自己本国的资本和组织力量，使自己生产的更廉价的产品充斥它们的市场；同时，拒绝用他们的进口商品作交换，扣押他们的资本，以保证它应得的付款，倒转过去的投资过程，直到中国逐渐获得对自己原来的保护者和文明传播者的金融控制——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事，也完全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只要中国确实具备公认的工业和商业能力，而西方国家又能如愿按照西方模式对其加以开发，那就极有可能会产生这种反作用。（《帝国主义》，页275 - 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