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不是蒙文通的看法，毋宁说，作者希望我们从蒙文通的“革命儒学”中进一步思考这样的问题：即便《王制》为平民享有与贵族同样的晋升国家权力阶层的机会提供了法理，也不等于《王制》中的这一法理与现代的“主权在民”原则若合符节。蒙文通是睿智高士，不大可能真的不懂，平民革命与“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革命并不同义。蒙文通专论今文家革命观的主要文本有两种，即作于1930年代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文言文）和作于1960年代的《孔子与今文学》（语体文），内容似乎完全相同。笔者拿不准，作者引用过的《孔子与今文学》中那段赞扬“人民大起义”的话，在《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中是否有过如此直白的表达。笔者倒是注意到，作者两次提及蒙文通与革命军儒将的私交，似乎并非信笔而至：在台儿庄战役中战死沙场的王铭章将军（1893—1938）是四川人，参加保路运动时还不到20岁，但他的文史学识足以与蒙文通共同探讨周秦民族史问题；严立三将军（1892—1944）是湖北人，16岁就入陆军小学，其文史学识却非比一般，他懂得“学有汉宋之殊，宋儒于性德之奥抒发至矣，惟但有内圣而无外王，则于经世之旨不足”（页195、236）。这让笔者想到，中共将领中的儒将更多，《朱德诗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陈毅诗稿》（文物出版社，1979）、《叶剑英诗词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就是证明。

看来，作者的曲折笔法隐含着这样一种政治哲学思考：创生新共和的革命与其说是“中等社会”的革命，不如说是中国文明的中坚阶层的革命。这个阶层以德性唯尚，并不从属于任何阶层，因为，这个阶层的形成端赖于以儒家教育为主体的中国文教不绝若线的养育。平民并非德性的符号，正如知识人甚至儒生也并非德性的符号——荀子说过，儒生也有“俗儒”“烂儒”。

中国文明极高明道中庸的高明之处在于，让无论出生于何种阶层的人都向优良德性看齐。周恩来出身官宦世家，是周敦颐的第33世孙，从小就自觉地以周敦颐为德性楷模，其高祖周元棠在青年时期留下的《海巢书屋诗稿》甚至陪伴他度过晚年的艰难岁月。毛泽东出身富农之家，其诗才因凌云之志而盖世无双，作为王者其文史修养也前无古人。由此看来，我们与其关注现代中国革命与古代儒家革命论的内在关联，不如关注现代中国革命志士与古代德性论的内在关联。毕竟，这个问题关乎如何在后共和政治状态中保有中国文明的优良德性传统，以免中国文明的中坚阶层整个儿成了自然权利论的信徒——这才是文明自毁的古今之变。

毛泽东与周恩来

余论

作者在“导言”中提到笔者的旧作《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并谦虚地说，他的这部论著受到笔者旧著的启发。确如作者所说，笔者旧著的主要目的“仍是想在中国传统内部找到现代性危机的根源”，而作者得到的启发是，从中“看到了一条弥缝传统与现代裂痕的道路”（导言，页13）。毕竟，由于时代语境和人世经历的差异，笔者旧著关注的问题与作者所关切的问题有所不同。

1967年五月初的一天，笔者还未满11岁，家父急匆匆跑回家，命我把家里的《朱德诗词集》烧掉。笔者后来才知道，这是“二月逆流”事件的结果。当时，学堂已经停课闹革命，笔者在家无事，烧书时不是一把火烧掉，而是一页页撕下来，读一页烧一页。笔者迄今感到百思不得其解：这样的新共和开国元帅戎马倥偬，为何与古人一样诗情不断，而且诗笔古雅？

家父命我一同烧掉的还有多卷本《沫若文集》，因为沫若自己宣布，他过去的所有作品当付之一炬。笔者也是读一页烧一页，那时笔者才小学四年级，仅仅对文集中讲的故事感兴趣。笔者迄今还记得的并非是沫若留学日本的经历，而是他在北伐军政治部的经历和前往南昌参加起义途中的历险。长大后每读沫若的文史论著，笔者都会想起这位一代文豪曾有过的革命军旅生涯。

《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没有论及廖平，作者的这部论著让笔者认识到廖平经学的革命品质，这是笔者的最大收获。遗憾的是，作者没有论及廖平的哲学。毕竟，廖平是哲人，其经学是哲学，如蒙文通所说，“廖先生说古文是史学、今文是经学（或哲学），的确是颠扑不破的判断”（页216）。因此，这部论著难免让笔者想到一个问题：蒙文通的经学观是廖平经学的推衍吗？笔者的直觉恰好相反：蒙文通一再背离宗师。

蒙文通认同现代史学的观点，《王制》不是孔子的设计，而是汉初博士的设计，这无异于腰斩了“知圣”论这一廖平经学思想的要核。自二变以来，廖平抨击宋儒凭靠孟子建立的心性之学抹去人的德性差异不遗余力，一以贯之地强调圣人与贤者的德性等差，蒙文通则要打通孟子心性之学与公羊学，因为他相信，“经历了启蒙的智识人不会再去相信那有如上帝般的孔圣人了”（导言，页12）。就此而言，蒙文通的经学观与廖平经学实不可同日而语。

2018年5月23日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本文转载自“六点图书”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