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一路追究下去，一步步把政治史学式的提问上升为政治哲学问题，追问作为传统符号的文明中国与作为现代政治单位的主权国家之间的悖谬关系：

倘若中国传统一贯包含现代因素，则仁人志士又何必投身于革命呢？倘若革命本无必要，则由革命建立的现代政权岂非同样没有必要了？反过来，倘若革命是现代中国的必由之路，则岂不证明了中国传统并没有自动走向现代化的能力？（页234）

看来，作者所说的“现代中国的核心政治问题”或“古今之变”的实际含义是：“主权在民”作为现代政制原则本来并不与中国传统政治观念抵牾，由于“二次革命”人为制造出抵牾，传统与现代的对立才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思想难题。蒙文通的经学观成于军阀混战到抗战初期这段时期，从而内在地带有上述矛盾，或者说，他下意识地致力解决这一矛盾。因此，作者给下篇拟定了这样一个副标题：“蒙文通的革命儒学与现代中国之根由”。似乎，如果张扬古代儒家本来就有“主权在民”的革命论，那么，传统与现代的断裂难题就会迎刃而解。

“革命儒学”这个指号意味着，蒙文通学问的关注重点实际已不是经学本身，而是革命论——作者告诉我们：

蒙文通敏锐地发现，尽管近代革命家除了西学资源外，大可以利用法家、墨家、道家、释家等学说，但传统资源中只有儒家才是明确提倡革命的。（页238）

为了消弭现代革命与儒家传统的裂痕，蒙文通致力从儒家典籍中找寻平民革命论的资源，就像如今不少新儒家从儒家典籍中找寻自由民主论的资源。蒙文通之所以尤其看重辕固生，乃因为他把出自平民而登天子位的汉高祖比作汤武，这意味着“革命已经不再是诸侯或贵戚之卿的特权”（页239）。因此，蒙文通比廖平更为自觉地致力搞清“革命”的确切含义——我们必须补充说，这当然指现代意义的“革命”含义。由此可以理解，蒙文通不仅与康有为划清界线，而且在根本立场上也与其师廖平划清界线。晚清新今文经学家从廖平、康有为到皮锡瑞，无不看重《王制》，蒙文通却认为，这些前辈未必看到，《王制》“非特取消了乡遂之别，更突破了平民、贵族的绝对界线”（页253）。换言之，晚清新今文经学家都没有看到，古代儒家已经有平民革命论。蒙文通在《孔子和今文学》一文中如此盛赞陈涉揭竿而起：

这一次人民大起义为儒生所拥护而打破了原有的成见，陈涉虽然失败，而刘邦却成了功。这让儒生受到绝大的启发。（页239—240）

作者在解释这段引文时说，司马迁把陈涉列入“世家”，“体现了汉儒的平民思想，这是先秦儒家不具备的”，因为这意味着汉儒“把‘有德者’的资格彻底平民化了”。作者指出，蒙文通为平民革命提供儒家式正当性证明的最终理据在于：“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由此可以理解，蒙文通凭靠儒家政治思想传统为平民革命提供正当性论证时，突出强调《王制》中所描述的国家权力阶层的选拔方式：

乡秀士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才能一步步升入国学，与“三公九卿大夫元士”处于同样的地位。天子拜观授爵都在国学中选拔，平民享有了与贵族同样的晋升国家权力阶层的机会。（页253）

尽管如此，在蒙文通看来，“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并非汉初儒家的发明，而是汉初今文学家吸取墨家“选天子”和法家“明君权，削世卿”等主张的结果（页256—258）。作者让我们看到，为了替平民革命提供正当性论证，蒙文通致力动员诸子百家的资源，而非仅仅是儒家的资源——蒙文通眼中的汉代今文家革命论不过是诸子百家相关思想精粹的汇集。

问题已经上升到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学高度，笔者难免会想到一个问题：“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与平民革命论是一个意思吗？“平民享有了与贵族同样的晋升国家权力阶层的机会”，凭靠的是某个平民身上自然禀有且需要经过修养才得以焕发的政治德性，这意味着“平民”概念还不能与政治德性直接划等号。我们显然不能说，只要是平民就自然而然有晋升国家权力阶层的权利。廖平出身于贫寒农家，张之洞则称，廖平是他在蜀中所见“天资最高，文笔雄奇拔俗”的志士。如果廖平有革命的权利，那么，这种权利来自其“天资最高，文笔雄奇拔俗”，而非来自他的贫农出身。再说，既然《王制》已经规定国家权力阶层的选拔方式，平民中的天素优异者有了晋升国家权力阶层的机会，何以需要革命，又何来革命法权这样的问题？何况，平民革命与法家的“明君权”岂不矛盾？

陈胜吴广起义

但笔者转念一想，情形又未必如此：难道不正是因为“选天子”的理想自周制瓦解以来从未实现过，现代中国革命才获得了正当性？从世界历史角度看，近代西欧的革命诉求源于欧洲君主国的宗教内战，人的自然权利因此成为“主权在民”的实际内涵。与此不同，即便是中欧（如德国）或横跨欧亚大陆的俄国，革命诉求实际源于世袭君主政体无法应对“主权在民”的新共和政体挑起的国际权力争端。中国传统的世袭君主政体即便老早就通过科举制实现了国家权力阶层的选贤制，依然无法应付险恶的现代国际政治状态。换言之，废黜世袭君主制的革命具有“现代根由”，而这个“根由”恰好与“选天子”的古代理想相符。这样一来，“古今之变”就成了古今融贯。因此，作者禁不住说：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此话在今人看来不足为奇，但纵观世界历史，则不能不说这是一次历史的大进步，远超于欧洲、日本封建时期的思想。（页240）

为什么可以说“这是一次历史的大进步”？因为，近代西欧的革命法理依据源于人的自然权利——所谓“天赋人权”，由此引导出来的革命结果未必是“天下唯有德者居之”。谁都清楚，如今的自由民主国家并非依凭德性选总统。相反，中国革命的结果却始终不忘“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古训。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