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源地研究的最后阶段，父亲认为必须对疫源地野外环境下跳蚤对人体的叮咬能力和吸血能力进行实验，这是最终得到疫源地鼠疫传播规律的最后一公里。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进行人体试验。显然，这是一个十分为危险的设想，试验只能在研究人员自己身上做，几位同事勇敢的站了出来，表示可以和父亲一起接受跳蚤叮咬试验。

父亲心里清楚，这种试验绝不可能通过正规途径得到官方正式的书面许可，没有人会愿意承担其中的风险。但又必须告知组织，父亲找到相熟的主管领导，明确责任由实验者自负，绝不会牵连任何领导。领导表示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团队表达了信任的态度，没有反对。

父亲做了最坏的打算，也做里非常周密的计划，万一出现被带菌跳蚤叮咬后感染的病例，都已经准备好了要采取的治疗措施，不会出现严重后果，这一点他们心中有数。这次人体试验，发现了不少创新性的数据素材，填补了既往的许多空白，解开了十几年的谜团，对疫源地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特别是为了确立新的防控措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父亲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我书写这段文字时，想起了10多年前一起试验的同事们，我是最长者，有不少年轻人，还有女同事，他们都为科学而自愿承担风险，裸露皮肤，让跳蚤自由的叮咬自己而毫无怨言。我当时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气，而他们只是在奉献。其中特别难忘的是锡盟鼠疫防治站的张耀兴，郭鹏飞二位领导，张俊兰，陈连芳等几位同事，我曾想再有机会见到他们的时候，一定要以某种形式向他们致谢，也不知上苍是否能给我这样的机会，由命运决定吧，若干年后如果有人熟悉我和锡盟站的同事并看到这段文字时，请转达我对他们的敬意，怀念。”

做跳蚤人体叮咬试验，试管里是跳蚤 |图片来自作者供图

父亲没有再见到他们，不久后就与世长辞。

希望这篇文章能被他们或者他们的子女看到，了了他最后的心愿。

消灭和控制烈性传染病是新中国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那些为这项伟大事业奉献一生的人们应当被记忆。

80年代父亲在鼠防会议上发言 |图片来自作者供图

五

诺贝尓文学奖获奖者加缪的《鼠疫》是一部完全以鼠疫为背景的小说，小说的故事围绕着一座小城遭遇鼠疫并最终战胜鼠疫的全过程展开。小城里出现了大量死老鼠，已经接连有人患病死去，死者的病情完全符合鼠疫症状和接触史。主人公里厄医生据理力争召开了卫生委员会会议。

会上里厄被省长要求确认这到底是不是鼠疫。里厄回答说：“您这个问题提的不恰当，现在的问题不是如何措辞而是如何争取时间的问题”。会前省长说过，开会可以，但千万不要声张，以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会议的第三天，里厄医生总算见到了省政府的布告。白纸小布告，匆匆张贴在城里最不明显的角落，从内容上很难看出当局正视这种形势，采取的措施也不严厉，似乎特别迁就那种渴望——不要引起舆论的忧虑。”

作为学术权威和卫生部鼠疫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在后来内蒙古多次出现人间鼠疫病例时，父亲都会被第一时间叫到现场，都要回答同里厄医生被问到的同样问题：你能确认这的确是鼠疫吗？

这其实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鼠疫菌培养需要时间，而恰恰这几天，正是最关键的时间。如果一定要等实验室结果百分之百的确认出来才采取措施，很可能贻误战机，酿成大祸。而在试验结果出来之前，根据对病人的诊断、接触史和疫源地基础资料尽早做出判断就非常重要，但同时也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如果做出误判，给地方政府工作带来麻烦不说，还会搭上自己一辈子的学术声誉。

万幸的是父亲遇到的好几次疫情，需要他下决心的时候，都做出了正确的判断，政府随即采取了与疫情相匹配的正确措施。父亲在他的回忆录中反复强调，地方政府的决策者与专业人员的相互配合和相互信任，以及决策者的担当是每一次正确处置疫情的前提。如果专家和政府决策者都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都要等最终的实验结果出来，肯定会酿成灾祸。在这个决策过程中，政府领导的担当比专家的判断更重要。

加缪的《鼠疫》一书是这样结尾的：“里厄倾听这从市里飞扬起来的欢乐喧嚣，但念念不忘这种欢乐始终受到威胁。因为他了解这欢乐的人群并不知晓的事实：鼠疫杆菌不会永远灭绝。也许会有那么一天，鼠疫再次唤醒鼠群，大批被派往一座幸福的城市，给人类带去灾难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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