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毅夫】

中国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必要性

从必要性来讲，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二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是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周年时，要把中国建设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个现代化强国有很多标志， 其中一个标志应该是人均GDP至少达到当时另外一个强国美国的一半。中国是个大国，国内有收入水平比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和收入水平比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总人口达3.5亿的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较发达省市的人均GDP和美国的人均GDP处于同一水平。只有产业技术处于同一个水平，劳动生产率才会处于同一个水平，人均GDP才会处于同一个水平，所以，在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时，在中国较发达的这3.5亿人口地区的产业技术必须和美国处于同一个水平。

新工业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2049年一定是新工业盛行的时代。在这3.5亿人所在的地区，新工业需要跟美国并驾齐驱。美国现在对中国的定位已经从改革开放以后的合作伙伴转变为竞争对手。从美国在19世纪末发展成世界上最大最强的经济体以后，一而再、再而三地对GDP规模达到美国60%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进行打压，以防这些国家威胁到美国作为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近期的例子是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 当时日本的经济规模为美国的60%以上，人均GDP超过美国，在新兴的半导体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就利用其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霸权把日本的半导体产业打压下去，日本现在的人均GDP降为美国的63%，GDP只剩美国的24%。

现在我国的经济规模按市场汇率计算已经达到美国的70%，我国的5G技术在新工业革命中已经世界领先。这几年美国故技重施，以一些莫须有的罪名举全国之力打压中国企业。如果美国能在新工业革命上以封锁手段成功压制我国，那么我国就不可能实现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怎样才能突破封锁？只有致力于引领新工业革命才能不被封锁，才有可能在2049年时让发达省市人口规模和美国现在相当，在新工业革命的产业、技术上和美国处于同一个水平，才有可能让全国的人均GDP达到美国的一半。所以，引领新工业革命是到2049年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要条件。

中国引领新工业革命的可能性

为实现我国民族复兴的目标，引领新工业革命是必要的，但是，有没有条件实现呢？在这一点上，我很同意赵昌文和许召元的判断：引领工业革命的一定不是经济和产业基础薄弱的国家，但也不一定是经济和产业水平最高的国家。例如，在19世纪末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是美国和德国，当时收入和技术水平最高的是英国，美国和德国在收入水平上处于追赶的阶段。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1870年时美国的人均GDP是英国的76.6%，德国是英国的57.6%。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的中国产业升级》一书里提到，我国现在的前五大创新城市是深圳、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 其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72.9%，和1870年美国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美国人均GDP占英国人均GDP的比重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而且这五大城市的人口加起来达到8400万，略高于德国现在的人口8200万。另外， 我国人均GDP最高的七个省市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总人口是3.5亿，略大于美国现在3.3亿的总人口。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这七个省市的人均GDP已经达到美国的54.5%，和德国开始引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德国的人均GDP占英国人均GDP的比重也处于大致相同的水平。所以，我同意这本书的判断：从人均GDP所代表的产业、技术水平等物质条件来看，我国已经有能力来引领这一次新的工业革命。

同时我想补充一点：引领新工业革命，我国不仅有物质条件，而且有比较优势，并且，比现在作为最大最强经济体的美国更有比较优势。其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如前所述，按照G20杭州峰会上的定义，新工业革命是以人、机器、资源间实现智能互联为特征。这种智能互联的新工业革 命产业是新结构经济学五大产业划分里的“弯道超车型”产业。这种产业有一个特性，它的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周期特别短，由于研发周期短，人力资本就成了创新的最关键投入要素。人力资本由两部分组成：后天的教育和与生俱来的天分。从教育水平来讲，我们现在从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研究生的教育和发达国家比已经没有多少差距。在技术创新上，比教育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天分，天分在人口中是服从正 态分布的，从比例来讲，其中有一小部分的人是天才，这个比例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但是，对创新的成功与否来说，关键不是天才占人口的比例，而是天才的绝对人数。我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所以，我国天才的人数是美国的4倍，在以人力资本为主要投入的短周期技术研发上， 我国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有优势。

第二个原因，这种智能互联的新技术研发出来后在运用上需要技术标准，技术标准设定权的大小取决于新技术研发国的国内市场规模大小， 当两个国家在竞争一项新技术时，研发出来后国内人口越多、市场规模 越大，由于规模经济的原因，按这个技术标准生产出来的产品和服务的边际成本就越低，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也就越强，越有可能变成全世界的标准。我国有14亿人口，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在2014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所以，在和发达国家竞争新技术标准设定时，我国的人口和市场规模让我国具有比较优势。

第三个原因，若这种新工业需要硬件，我国是产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新技术从想法到产品生产所需的时间会最短，成本会最低。

这三点让我国在与美国竞争新工业革命的引领权时处于有利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表现为5G技术上的优势，而且，根据投中研究院的报告，成立10年之内被私募或公开市场投资人或机构估值超过10亿美元且暂未上市的创业“独角兽”公司，2018年中国有150家，占全世界“独角兽” 公司的46%，美国为107家，占全世界的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