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长期以来西方主流的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必须一次性地消除各种扭曲，最糟糕的经济是改革不彻底的双轨制经济。受此理论的影响，国内外不少人把我国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一切问题，都归结于没有按照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改革所致。

不过问题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按照西方主流理论来进行转型的苏联、东欧和亚非拉的其他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经济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少数在转型中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越南、柬埔寨和非洲的毛里求斯，推行的却都是双轨渐进的改革。并且，出现在我国转型期的收入分配不均、腐败等广受人们诟病的问题在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也普遍存在，甚至更为严重。

不仅在转型问题上，在发展问题上也是如此。发展经济学是二次大战以后因应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而出现的一个新的现代经济学子学科。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主张实施进口替代战略，由政府直接动员、配置资源，建设发达国家所拥有的现代化的大产业。受此思潮影响，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这种战略，虽然在头几年取得了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其后，不约而同，经济出现增长停滞和危机不断。

二次大战以后经济发展取得成功的日本和四小龙等少数几个东亚经济体，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战略，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着手发展经济，这种发展战略在当时被主流发展经济经济学认为是错误的。

根据西方主流的理论来进行转型和发展的国家不成功，而少数成功国家的转型和发展的道路却违背了西方主流的理论，原因在于社会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总结，总结于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即使在发达国家适用的理论，拿到发展中国家来也常有“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缺憾。而且，发达国家本身的社会不断在发展、条件不断在变化，发达国家的理论也不断在演进，盛行一时的理论常被后来出现的理论所扬弃。

如果未能认识到发达国家主流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运用必然存在的局限性，照搬这些理论于发展中国家实践的结果经常会事与愿违，以此为参照系来观察社会的结果则经常会使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变为社会批评家而难于提出有建设性的意见。

只有总结于我国自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败经验的理论创新，才能真正揭示我国过去能够在转型期维持经济的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原因，以及当前问题的根源、解决的路径，只有这种来自于我国的创新性理论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的进步和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只有我国台湾和韩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如果我们能够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到建党一百年时，我国有可能成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三个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到2008年，只有十三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其中只有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不是原本和发达国家差距就不大的西欧周边国家，其他18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绝大多数长期陷于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

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只有以常无的心态而不以现有理论为考察问题的出发点，深入理解出现在我国的新的社会经济现象，才有可能提出真正能够解释我国现象的新理论，《中国的奇迹》这本书在这个方向上迈出了第一步。

《中国的奇迹》一书1994年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后，获得学界一定的肯定，张曙光老师写了一篇高度评价的书评。 除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了英文版外，日、俄、法、韩、越等国的出版社也翻译出版了该国的版本，并且成了许多海外大学中国经济课程的教科书。1999年上海三联和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增订版。

1994年我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工作，开设中国经济专题课，以此为教材。2008年我到世界银行工作前，根据上课讲义整理成书，书名《中国经济专题》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2年则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英文版，并改名为《解读中国经济（Demystifying Chinese Economy）》。

这本书在国外获得了很好的反响，诺奖得主詹姆斯•赫克曼称：“此书在很多层面都取得了成功。它以宏大的历史视角展示了中国经济实力的两千多年来的跌宕起伏和戏剧性复兴。它以具有分析性的资讯，解读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头以及未来增长的前景。林毅夫以他富有见地的比较优势战略观点将中国注重实效的经济发展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这本书向很多传统的新古典理论的信条提出了挑战，并解释了在现实中照搬这些原理是如何对转型国家照成灾难性后果的”。

诺奖得主罗杰•迈尔森称：“这本书探讨了中国从一个贫困的发展中国家向一个现代经济增长的全球领导者进行巨大转变时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属于我们这一时代最为关键的问题。林毅夫是最有资格帮助我们理解这些问题的人。在书中他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以及世界现代经济发展前景的全部而重要的视角。”

诺奖得主埃德蒙•菲尔普斯称：“这本书对中国过去的落后根源以及后来的超凡成功进行了清晰而富有见地的研究，对任何想要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人来说，这都是一部必读的著作，一部早就应该出现的重要著作”。

建立在《中国的奇迹》一书的分析框架而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新结构经济学》，总结工业革命以后，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经验，从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和企业自生能力出发，探讨了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本质，提出了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论框架，为市场和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如何发挥作用提供了参考。

理论的适用性决定于条件的相似性，发展中国家间有较为相同的条件、挑战和机遇，来自于我国的理论创新不仅能够较好地认识我国的问题、解决我国的问题，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做出贡献，也将会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较好的参考借鉴价值，帮助他们摆脱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实现习总书记所提出的“百花齐放春满园”的愿景。

2007年我有幸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的邀请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我利用这个机会梳理了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发展理论，并以《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提出的经济体制内生于发展战略的理论框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数理模型，用二战以来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对这个理论模型的各个推论做了经验检验。

演讲的内容后来整理成书以《经济发展与转型：思潮、战略和自生能力》为题由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⑷。这本书总共有5位诺奖获得者写推荐序，创下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记录。

诺奖得主贝克尔写到：“林的观点是有争议的但是发人深思的”。诺奖得主福格尔则说：“林不仅影响了中国政府和企业界的思想，而且影响了美国和西欧的经济分析”。诺奖得主诺斯指出：“林的马歇尔讲座不仅提供了一个难得机遇去了解东亚经济体过去几十年波澜壮阔的崛起，而且，去对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发展的标准解释投以质疑的眼光”。

诺奖得主斯宾塞评价：“这是一本在多个方面来讲都是重要的书……他的分析以贸易理论和比较优势为基础，但是，将其转化为自成体系的增长战略和政策的动态分析则是一个重要的成就”。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则称赞：“这是一本充满智慧的、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书，解释了为何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成功而其他国家失败”。

2012年我在世行的工作结束前，将新结构经济学有关的论文结集由世界银行出版社出了《新结构经济：反思经济发展与政策的理论框架》。并以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结合我在世行工作的经验和访问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所思所见，2013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崛起》。此两书出版后在国外获得学界的好评。

对《新结构经济学》，诺奖得主斯宾塞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真正重要且富有雄心的作品，将成为全球学者和政府制定者的重要参考，在发展中国家是如此，在发达国家中也将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称：“世界银行一直致力于实现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在这部杰出的著作中，其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勾画了一个让这个梦想成为现实的经济路线图……林毅夫的观点已经激起了讨论和争辩，这本书的贡献将确保他的观点在发展政策的反思中继续成为焦点。”

对《繁荣的求索》，诺奖得主阿克尔洛夫称：“在这部著作中，林毅夫将他研究东亚起飞中获得的智慧，与250年来的经济思想编制在一起。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全球范围内终结贫困是可能的。不会再有别的经济学家能写出比这更优秀、更重要的作品了。”

诺奖得主福格尔则称：“《新结构经济学》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全书写作上充满热情且条理清晰，折射出作者对全球经济议题的深刻理解。同时还提出了务实的解决方案。”诺奖得主谢林称：“这确实是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林毅夫提出了一个令我信服的新结构经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