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改革开放已经走了15年的中国，每年以9.7%的高增长快速前进，这样的成就对一个人口超10亿的转型期国家而言，在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然而世界银行1993年发布的《东亚奇迹》报告却对此视而不见。于是三位中国的经济学者林毅夫、蔡昉、李周在他们的研究基础上，提笔写下了《中国的奇迹》。该书于1994年出版，1999年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又出了增订版。20年来，他们对中国经济的分析和预测不断得到应验：如今，根据IMF的数据，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今年将超过美国位列世界第一。

10月11日-12日，《中国的奇迹》发表二十周年之际，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举办《中国的奇迹》新一版出版座谈会。该书作者之一林毅夫为此写下长达2.4万字的再版序言，再次讲述了当年的写作背景，回忆了二十年来这本书曾经遭受的学界质疑，对中国经济双轨制渐进式转型路径，与东欧及前苏联激进式改革路径的绩效差异做了详尽的比较，并分析了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及对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独特价值。林毅夫特别赐稿观察者网首发此新版序言，文章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本文为下。】

20年后，《中国的奇迹》再版。二十年来，三位作者曾经饱受质疑的经济预测早已被证实，其中的解释框架也成为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一部分。

中国转型与发展的一般意义

在渐进的双轨改革，和激进的休克疗法改革强烈反差的绩效面前，不少学者认为中国、越南等国改革的成功具有很强的特殊性，是很难复制的个案，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将这种做法背后的经济逻辑，上升为可供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借鉴的发展经济学和转型经济学理论。

形成这种想法的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的学者总是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理论视角来看问题，他们对中国、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形成的逻辑，没有切身的体验，难以弄清渐进式改革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意义，把中国转型期取得的成绩简单归因于政府干预的减少和市场力量的胜利。

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大多引用西方的理论来分析和评估自己的发展或转型的绩效，由于中国没有按西方主流的休克疗法来转型，一次性地把各种扭曲消除掉，当转型过程中确实出现主流理论所预测的腐败和收入分配恶化时，多数学者容易对号入座，只看到问题，而看不到成绩，因此忽视了成绩背后逻辑的一般意义，难于进行系统论述，把实际的经验提升到理论的层次。

二次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和半殖民地位，取得政治独立，开始追求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发展经济学成为主流经济理论的一个子学科，第一波的发展经济学思潮为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理论思潮以发达国家的产业为参照系，认为发展中国家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收入水平，必须和发达国家有同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其前提则是拥有和发达国家同样的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由于这种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依靠自发的市场力量不能发展起来，因此，强调通过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以“进口替代战略”来克服“市场失灵”，优先发展这种现代化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果虽然建立起来了一些先进的产业，但是，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危机不断，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的第二波思潮，遵循当时发达国家主流的新自由主义，这种理论思潮以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机制为参照，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绩效欠佳的原因是政府干预太多，缺乏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市场体制，主张在经济转型过程中采用休克疗法，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来取消政府的各种不当的干预。结果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改革的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发展的绩效比改革前还差。

其实，不管哪个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农民、工人的想法是一样的，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自己和后代生活得更好；知识分子的追求是一样的，都希望为自己国家的现代化做出贡献；政府领导人的愿望也是一样的，都希望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受世人尊敬的国家。

但是，从二战结束到2008年的60年多里，主流理论的指导下全世界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只有韩国和我国台湾从低收入经济体变成高等收入经济体，只有日本、亚洲四小龙和西欧周边的8个国家从中等收入升级到高收入水平，只有28个经济体人均收入水平和美国的差距缩小了超过10个百分点，另外有18个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和美国相比减少超过10个百分点。

也就是绝大多数的发展中经济体，自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虽然经过近三代人的多方努力，仍然一直陷在低收入、中等收入陷阱之中。这种状态表明，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在指导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转型方面的作用还很有限，需要进一步加以完善⑴（注释见文末，以下同）。

二战以来少数几个发展和转型成功的经济体，并没有按照主流的发展和转型理论来制定政策。其中，在1950年代到1970年代，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以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为切入点，发展中小企业，靠出口赚取外汇，积累资本，一步一步地实现产业升级，而先后成长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这种成功是无法用当时的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理论来解释的。

上世纪70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推行改革开放，在转型过程中实现了经济稳定与快速发展的中国、越南、柬埔寨和毛里求斯等，推行的则是渐进的双轨制改革。这些在发展和转型上获得成功的经济体的共同点是，一方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或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发挥政府积极有为的作用，既不像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那样片面强调政府而忽视市场的作用，也不像新自由主义发展经济学那样片面强调市场而忽视政府的作用。

如何用一个新的理论框架来总结这些经验，对出口导向、政府和市场共同发挥作用这些因素的作用，以及成功和问题并存的经验做出解释，显然是有志于对中国的现代化做出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应尽的责任，也是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我国经济学家，对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在《中国的奇迹》一书中我们开始探索，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认为每一个国家在每个发展阶段有竞争力的产业，内生决定于该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并充分利用后发优势的小步快跑，是发展中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最佳途径。

以及在过去赶超战略的失误，造成发展路径偏离最佳路径的转型过程中，双轨渐进的改革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有利于在转轨过程中取得经济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成绩，转轨的最终完成，则有赖于赶超战略向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战略的体制机制的回归。这一框架在我其后的一系列的研究和著作中逐步完善成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体系⑵。

我们的研究是遵循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所倡导的研究方法来进行的，也就是从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入手，不是从《国富论》所倡导的观点，即分工为切入点来研究，经济快速增长的现象是在18世纪以后才出现的。

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研究，18世纪以前西欧国家人均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05%，人均收入需要1400年的时间才能翻一番。18世纪以后到19世纪中叶，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提高到1%，人均收入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缩短到70年。从19世纪中叶到现在，人均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为2%，人均收入翻一番的时间降至35年。

上述增长加速的现象是十八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因为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不断加速，主要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其前提则是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速度的不断加快。

由此带来的经济规模的快速扩张，对降低交易费用的硬的基础设施，如电力、道路、港口的改进提出了要求，这是让现代生产得以进行和将产品销售到更为广阔的国内外市场的必要条件。而交易范围的扩大，则导致陌生人之间的交易不断增多，于是合同和法律就变得很重要。

同时，为了满足产业规模和资本密集度提高所需的资本，金融体系也必须不断提高其动员资金和分散风险的能力，同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等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完善，上述软的基础设置（也就是各种金融、金融等制度安排）的改善能降低交易费用和交易风险。因此，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技术和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软硬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

按照经济学分类方法，用现代的、新古典的方法研究经济结构及其变迁的决定因素，应该称之为“结构经济学”。将它称为“新结构经济学”，则是因为发展经济学的第一波思潮是“结构主义”，称其为“新结构经济学”，便于同结构主义相区分。这样的做法在现代经济学里也有先例。

道格拉斯•诺斯在1960年代以新古典方法研究制度，将其称为“新制度经济学”，以便同20世纪初期在美国盛行一时的“制度学派”区分开。

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假设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它在每个时点上的经济结构是由那个时点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对于特定的经济体，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结构是给定的，不同时期的要素禀赋及结构又是可变化的。

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就是该经济体在特定时点上的总预算，而要素禀赋结构决定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对多的要素价格相对便宜，相对少的要素价格相对高昂，所以，一个经济体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它的资本、劳动、自然资源的相对价格是不一样的。

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决定不同的比较优势。比如，一个经济体处于劳动力相对丰富、资本相对短缺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这个经济体在这类产业上的要素生产成本就会比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的经济体的成本低，这样就具有了竞争优势，所以，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是实现竞争优势的前提。如果一个经济体的所有产业都符合它的比较优势，这样的产业结构是最优的、最有竞争力的结构。

一个经济体只有到了资本相对非常丰富的阶段，在生产过程中每个劳动可以运用很多资本，才会在资本密集型产业上有比较优势，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才能很高。

所以，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提高收入水平，中间目标是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措施则是加速资本积累。一个低收入经济体只有加快资本积累，才能使资本更快地由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使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收入水平的提升依赖于产业结构的提升，而产业结构的提升则依赖于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

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不能提升，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就不能升级，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就不能提高，就会跌入“低收入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