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要超越中等收入陷阱和低收入陷阱，必须不断提升要素禀赋结构，让每个劳动者拥有更多的资本。要快速增加每个劳动者可以使用的资本，最好的方式是在每个时点上都发展同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相一致，进而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产业结构的比较优势发挥得越充分，竞争力越强，投资回报率越高，经济剩余越多，积累意愿越强，要素禀赋结构水平升级就越快。而要素禀赋结构升级越快，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结构升级越快，相应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安排的完善也要越快。借助于这个逻辑，就把发展的本质和它的决定因素论述清楚了。

企业家关心的是利润。要让企业家自发地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和产业，就要有一个能够反映特定时点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使企业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会选择能多用相对便宜的要素少用相对昂贵要素的技术和产业。这种价格体系只有在竞争性市场中才能形成，所以，有效的市场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制度前提。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升级是由先行企业推动的，先行企业家进入新产业要承担很多风险，如果失败了，说明这个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其他企业不会进入，但先行企业要承担失败的所有成本；如果成功了，证明这个产业是该经济体新的比较优势，其他企业就会跟进产生竞争，先行企业不能有垄断利润。                 

由于先行企业要承担很大的失败的风险，却很难得到成功时的垄断利润，为了鼓励企业家成为先行者，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激励。同时，先行企业是否成功除了进入的产业是否符合要素禀赋结构变动所决定的新的比较优势外，还决定于各种软硬基础设施是否随着产业的升级，资金、市场规模和风险的扩大做出相应的完善，这种软硬基础设施的完善超乎任何单个企业的能力，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也需要协调相关企业的投资决策来改善软硬基础设施，或利用其可动用的有限资源来提供相应的完善。所以，有为的政府同样是经济发展成功的前提。

在政府可动用的资源有限，每个新的产业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不是完全一样，政府无力为所有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的前提下，以产业政策来为先行者提供必要的激励，并为这些产业提供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应该是一个有用的工具。

在过去的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产业政策失败，原因在于根据结构主义所制定的产业政策试图去发展超越发展阶段、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于是在80年代以后受到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主流经济学界形成了反对政府采用产业政策的共识。

然而，政府不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即使建立了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企业家仍有可能没有成为先行者的积极性，或是，即使有了先行者，也会因为缺乏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而失败。

例如智利，市场化的改革很彻底，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营商指标”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华盛顿共识改革后30年没有任何新产业出现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实际上，少数发展成功的国家的政府都发挥了有为的作用，以产业政策来协助企业，因势利导新的产业的升级。所以，不宜以绝大多数国家政府过去的产业政策的失败为理由否定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积极有为作用的必要性。

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有效的产业政策除了对先行企业提供必要的激励外，应该根据新产业的需要有针对性地改善基础设施、金融环境、法制环境等来降低交易费用，以帮助经济体中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所谓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是指在要素生产成本上具有优势，但缺乏必要的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使得交易成本过高无法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新结构经济学还从近现代以来成功实现追赶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中总结出，发展中国家甄别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的方法：这些成功追赶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政策的共性，是帮助这些国家的企业进入到跟其发展程度相差不远，人均收入差距在一倍左右，发展绩效良好的国家的成熟产业中去。

经济发展不成功的国家的产业政策也有一个共性，即在人均收入不到发达国家的20%、甚至更少的情形下，就直接把发达国家的产业作为学习和模仿对象。这种经验背后的道理是：发展水平差距不大则比较优势差距也不大，收入水平较高而发展绩效良好的国家的产业会因资本快速积累而不断升级到新的产业，这些国家成熟的产业就成了和其他发展差距不大的国家的潜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基于上述经验和理论分析，新结构经济学为发展中国家提出政府“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的六个步骤，做为制定产业政策的框架：

第一步：选择一个目前人均收入比自身高一倍左右，并已维持了20-30年快速经济增长的国家，或是20年前人均收入水平和自己处于同一水平而20年来发展很好的国家作为本国产业升级参照与学习的对象。这些国家成熟的可贸易部门就可能是自己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部门。

第二步：考察国内企业是否已经自发地进入这些可能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有，就要分析为什么较低的工资和要素生产成本的优势仍然无法使这些企业同参照系国家的企业竞争。其原因通常是交易费用过高，然后分析交易费用高是因为基础设施不好，还是人力资本不足、物流不好或金融支持不够，从中找到政府应该帮忙解决的主要问题。

第三步：倘若国内企业尚未进入这些可能符合本国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培育支持国内企业进入外，政府可以积极的招商引资引导作为参照系的国家的企业到本国来投资。由于那些产业已是参照系国家的夕阳产业，这些国家的企业家一定有积极性把生产转移到发展差距不大，工资相对比较低的国家。政府的主要责任是改善各种硬的基础设施和软的制度环境，并通过招商引进那些企业。

第四步：当代技术变化和创新速度都非常快，有些新产业二十年前尚未出现，但因为技术创新现在出现了，国内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发现了这个机会，已经进入并且表现出获利能力，比如1980年代印度的信息服务业。印度企业最初给美国做信息服务外包时靠的是卫星通讯，成本很高；印度政府就建设光纤通信，帮助企业降低成本，使印度的信息服务成为该国在国际上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也就是说，如果企业已经发现新的技术带来了新的机会，政府的责任是帮助企业克服瓶颈限制，降低交易费用，使其进一步发展。同样道理，每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的资源，如果国内的企业家发现了这些资源所生产的产品或服务具有市场的价值和广阔的前景，政府也应该为这些企业的扩大生产和其他企业的进入消除瓶颈限制。

第五步：在基础设施和企业经营环境普遍不好的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政府可以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经济特区等方式，改善园区内的软硬基础设施，创造局部优势条件吸引国内外企业向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投资，使政府的有限资源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最大的杠杆效应。

第六步：政府向先行者提供必要的激励以补偿先行企业所创作的外部性。这里的补偿不同于赶超战略时的补偿，赶超战略下的补偿旨在解决企业缺乏自生能力的问题，比较优势战略下因势利导的补偿则旨在克服外部性问题，企业自身是有自生能力的。政府通过改善软硬基础设施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企业必须依靠改善经营来获得利润。所以，前者所需的补贴数额大、时间长，政府不得不以扭曲各种价格信号的方式来进行；后者所需的补贴数额小、时间短，政府只需给企业一定的税收优惠、在有金融抑制时给予优先获取金融服务或在有外汇管制时给予获得外汇配额以进口必要的技术设备的机会。

上述“增长甄别和因势利导”框架可以帮助收入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在有效的市场的基础上，发挥政府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以支持在第二步到第四步中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对于中等发达国家，多数产业和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少数产业则可能接近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对前类产业的升级，上述六步法依然适用。对于后类产业若要有新技术或新产品，企业需要自己开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则和技术产业都已经处于国际前沿的发达国家的政府一样，需要对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所需的基础科研给予支持。另外，也还可以像发达国家的政府那样用税收和政府采购等来支持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⑶。

对于已经失掉比较优势的可贸易制造业，政府则可以帮助这类产业中有条件的企业转型到从事附加价值比较高的研发、品牌、营销的微笑曲线两端，或将附加价值比较低的加工生产环节转产到工资水平比较低的地区或国家，使企业继续依靠其技术、管理、资金、市场渠道的优势在海外创造第二春。

根据上述新结构经济中有为政府的框架，一个发展中国家即使在总体的基础设施差、企业经营环境不好的情况下，也能经由政府动用其可用的有限资源，创造局部的有利条件，为企业根据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不断推进产业升级并利用后发优势来加速经济发展，并由此为整体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的改善创造条件。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就有可能快速发展，克服低收入或中等收入陷阱在一两代人之间成为发达经济体。

新结构经济学也为结构主义的进口替代战略，和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休克疗法的失败和渐进、双轨改革的成功提供了解释。结构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进口替代战略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必须以价格扭曲和各种对市场的直接干预给予保护补贴，以致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盛行，导致经济发展的绩效很差、危机不断。

新自由主义的失败则是因为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诸多扭曲是内生于原先错误的产业政策，在经济中有一大批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些产业中的企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如果，按华盛顿共识的改革以休克疗法取消所有保护补贴，必然出现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失业，造成经济崩溃和社会、政治不稳，实际上为了社会稳定或是不愿这些先进的产业破产影响国防安全，在私有化以后还是要继续给予这些企业各种更加隐蔽、效率更低的保护补贴，经济效率的下滑和危机不断也就不可避免。

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则一方面给予原先优先发展部门中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一定时间的转型期保护补贴，以维护社会稳定；另一方面放开准入和支持原先受到抑制的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发展，以加快经济发展。符合比较优势部门的快速增长，加快了资本积累，使得原先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成符合比较优势，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获得自生能力。当现实中除了极少数和国防安全有关的企业可以用财政直接给予补贴，绝大多数的企业都具有自生能力时，原有的以各种扭曲来进行的补贴就可以取消，向市场经济转型就完成了。

所以，从主流的新自由主义来看最好的休克疗法，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最糟的；而从新自由主义来看最糟的渐进双轨的转型方式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则是最优的转型路径。我国和苏东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转型经验则符合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和预测。

结语：来自中国的创新型理论才能推动中国的发展

自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连续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从一个人均收入不及非洲国家平均数三分之一的贫穷落后国家，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2013年人均收入达到6,800美元，期间6.8亿人脱贫，并对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及2008年世界金融经济危机的复苏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一个人口这么多、底子这么薄的国家维持了这么长时间的快速增长、取得了这么多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但是在中国转型过程中“中国崩溃论”和“唱衰中国”的论调在海外却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和评论家只看到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必然存在的各种体制、机制问题，忽视了上述成绩，以及中国的发展、转型经验的一般意义。

在巨大成绩面前出现上述认识上的反差，究其原因在于目前国内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教材直接翻译自发达国家通用的教科书或以发达国家的教科书作为范本来编写，介绍的是西方主流的理论。

国内舆论界、知识界也以西方主流的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理解、认识出现在我国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我国的改革开放并没有照搬西方主流理论所倡导的“休克疗法”，试图以“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一次性地消除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制度扭曲，而是按照“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根据我国社会的承受力，可动员的条件等情况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进，随着条件的成熟，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