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土耳其

近三十年来，土耳其一直将全面私有化作为实现经济繁荣的“主要法宝”。表面看，这一政策令土耳其受益颇多：土目前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经济总量排世界第十七位。

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私有化政策引发的恶果严重而深远。2013年5月底以来因马克西姆广场改建引发的持续抗议，不过是土耳其私有化政策负面效果的冰山一角。

从1984年到2001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进程缓慢而有限。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制度性措施：一是1994年制定《私有化法》，为经济私有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高级理事会和私有化管理机构。

从2001年开始，尤其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AKP)上台执政后，土耳其私有化进程明显加快。

2003年5月18日，埃尔多安政府启动“土耳其私有化战略”，将几乎所有剩下的国有资产都列入私有化或拍卖行列，国有企业涉及能源、交通、银行、工业、烟草、桥梁等领域，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卫生、教育、住房等等。

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9年底，土耳其共有270家公司、103家机构、22家未建成企业、8个收费高速公路、2座博斯普鲁斯桥、1家服务单位、524家不动产和6个港口的国家股份被私有化，私有化收入由此大幅增加。

据统计，1986-2003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加起来只有80亿美元，但2003-2012年的9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总收入已达535亿美元。

2004-2010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占私有化全部收入的80%左右。埃尔多安政府已表示，2013年土耳其还将加速各行业私有化进程，计划出售的国有资产包括电信、化工、银行、钢铁、体彩、热电等领域。

同时，电站、桥梁、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进程也将逐步推进。2013年前五个月，土耳其私有化收入l4.62亿美元，还有47个大项目正履行私有化审批程序，涉及金额90.33亿美元。

2000年至今土耳其的GDP变化情况

土耳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私有化以来，失业率急剧飙升。1990年失业人口大约150万，2000年为250万。2009年为350万。也就是说，失业人口每10年增加100万。1990年土耳其失业率为7-8％，2000年为10％，2009年为14％。即使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2012年该国失业率仍达10％。

调查显示，工人收入在私有化后普遍降低。92％的水泥行业和87％的石化行业工人称，被解雇后的收入水平比在国营企业工作时明显下降。

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中期，土耳其私人制造业实际工资下降19.6％，国有制造部门下降15.4％。如果以1997年实际工资指数为100，私有企业2003年实际工资指数下降到82.2。

据土耳其官方统计，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第一阶段(1984—1997年)，土耳其GDP增加125.8％，人均收入增加60.6％。但接下来的12年中，国民收入增加38.3％，人均收入只增加9.6％，年均增长不足1％。

换言之，近30年来，土耳其经济是“有增长无发展”，经济数量看似不断增加，但实际人均收入却在急剧下降。

贫富悬殊导致该国阶级矛盾凸显，由此埋下社会政治动荡的祸根。2010年以来，塔克西姆广场的五一节游行示威规模越来越大，2011年有20万工人参加示威，2012年超过60万工人上街。而警察则是用警棍、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震荡手榴弹作为回应。

2013年5月底民众大规模持续抗议发生后，埃尔多安宣称“抗议者与恐怖主义有联系”，大量抓捕抗议示威者。

有评论认为，土耳其经济模式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一面，它包括极端经济自由、肆无忌惮的榨取利润、私有化、违法乱纪、忽视工人权益、投机资本流入等，由此造成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脆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而成为引发经济社会不稳的动乱源。一个看似微小的偶发事件，便可能酿成滔天大祸。

土耳其2013年6月16日“盖齐公园”强拆事件抗议活动

4.东南亚

1991年，由美国国会议员和知名学者组成的一个代表团到东南亚国家游说，称该地区若加快实行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将每年为该地区国家创造数千亿美元的巨大实惠。（何秉孟，再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2015,02）

在美国的“忽悠”下，一些国家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其中尤以泰国、印度尼西亚等国最为积极。

从1984年6月起，泰国开始实行盯住“一篮货币”的汇率制度，篮子中的主要货币与权分别为：美元80%-82%；日元11-13%；西德马克6%-8%。泰国中央银行每天公布泰铢对美元的中心汇率，浮动区间为中心汇率的正负0.2%。在此制度的安排下，泰铢对美元的汇率长期维持在25：1，泰铢实际上盯住了美元的制度。

自从泰铢紧盯美元之后，由于美元在1985年至1994年的持续走低，泰国获得了极大的本币贬值效应，出口持续增长，经济快速发展。1986年至1994年，泰国出口增长率达到22%，经济增长率达到9.5%。这段时期，泰国经济始终处于高增长的盛世之中。正因如此，泰国有幸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

但好景不长，从1993年开始，“互联网革命”的兴起，美国经济出现了较长时间的繁荣。从1994年5月开始，国际外汇市场发生大逆转，美元对主要货币由贬值转升值，美元指数持续上行。而泰国由于实行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泰铢不得不跟随大幅走高，正是因为泰铢的升值对出口和经济增长产生了严重冲击。

1991年-1995年，泰国出口增长率接近19%，而到了1996年急剧下降为-0.2%。1991年-1995年，泰国经济增长率为8.6%，1996年大幅下跌为5.9%。1994年，泰国经常账户逆差为89亿美元，1995年为140亿美元，1996年达到163亿美元，分别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4%、8.5%和9.1%，远远超过了国际警戒线水平。

此时，泰国选择向IMF等国际经济组织寻求帮助。但IMF的帮助是附加条件的，即泰国需要按照IMF的要求对其国内的金融市场进行改革，才可以获得IMF的资金支持。而IMF、世界银行都是在美国控制下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所以，IMF对泰国改革方向的要求也就不言自明了。（何秉孟，新自由主义：通向灾难之路，2015.03）

面对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形势，加之美国代表团的长期游说，泰国政府选择放开资本市场，通过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甚至高利率政策，吸引国外资金流入，以弥补国际收入赤字。

当时泰国政府采取了两项政策措施：一是开放离岸金融业务，推出曼谷金融安排。在此框架下，凡获准的商业银行均可从国外吸收存款和借款，并在泰国境内发放外币贷款。二是企业可以自幅度对外借款，非居民在国内和国外自由开立泰铢账户，进行存款、借款和自由汇兑。泰国政府的外汇管制大门从此洞开。

于是大量的国际资本流入泰国，鉴于泰铢不断跟着美元升值，泰国出口不振，与出口相关的产业投资利润率很低，于是国外资本大量流入了泰国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大幅推升了房地产价格和股票价格，最终形成资产价格泡沫。1993-1996年，泰国的房地产价格上涨了400%。泰国SET指数于1996年1月冲高至1041.33点,创下历史新高。

当美元进入升值通道，泰国政府已经意识到，泰铢继续盯住美元无疑是将置“出口导向型”的泰国经济置于死地。但是，由于担心放弃盯住制度会造成泰铢贬值，然后利率飙升，这会增加国内债务负担，造成企业破产、工人失业和金融机构析不良贷款率上升，所以泰国政府希望将盯住汇率再维持一段时间，先来解决其国内的经济问题，再调整汇率制度。然而，国际投资者却没给泰国政府足够的时间。

当发现泰铢明显出现高估的情形时，“金融大鳄”们便预测泰铢会贬值，将其当成了猎物。

1997年3月，泰国央行宣布国内数家财务公司及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性不足等问题。索罗斯将其视为采取行动的信号，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导致泰国银行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发生挤兑。

就在大家因为突如其来的崩盘不知所措陷入慌乱时，以索罗斯为代表的空头们开始大量抛售泰铢。5月，泰国政府动用了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和150亿美元的国际贷款试图挽救这场危机，但这笔数字相对数量庞大的游资而言，无异于杯水车薪。

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下令旗下基金组织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空袭战”资金规模，并于当月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

美国“金融大鳄”索罗斯

然而，在击破泰铢城池之后，索罗斯并不以此为满足，他断定，如果泰铢大贬，其他货币也会随之崩溃，因此下令继续扩大战果，全军席卷整个东南亚。这股飓风瞬间席卷了印尼、菲律宾、缅甸、马来西亚等国家。然而，与泰国类似的是，这些地区央行的救援再度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此后的局势发展开始变得有些无法控制：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机制，实行浮动汇率机制，当日，泰铢兑美元汇率暴挫逾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陷入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印度尼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

1980-2000年泰铢兑美元的官方汇率走势

1997年泰国证券市场SET指数走势图

1998年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

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严重后果，美国政府不但毫无愧疚之意，反而公开宣称：亚洲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政府缺乏经济管理能力；甚至指称是这些国家政府官员的裙带关系和腐败使然等等。

此外，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美国政府袒护和纵容美国的金融投机大鳄乘人之危，在东南亚地区的金融货币市场上疯狂套利套汇，蓄意加剧危机。

美国还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是迟迟不向亚洲有关国家提供贷款，继而不顾有关国家反对，利用贷款提出必须进一步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等苛刻的先决条件。在整个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美国当局的表演，将其企图控制东南亚地区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野心暴露无遗。（何秉孟，新自由主义：通向灾难之路，2015.03）

就这样，这个在20世纪90年代前曾被广为称誉的“东南亚经济模式”，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演化成一场毁灭性的的经济灾难，使东南亚各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蒙受了数千亿美元的巨大损失，有些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甚至倒退了10到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