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70年来的成就非常丰富多样。我不想用GDP增长数据，反而我将指出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变化。今天的中国更加开放，双向地开放。2018年，中国大陆有7125万人到外国旅游，是总人口的百分之五。同年，有66万名中国大陆学生在海外学习。这些数字的含义当然不仅仅是为旅游和教育部门带来收入。同时自1963年以来，中国外派医疗队为71个国家的2.8亿患者提供了治疗。

在政治方面，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成就，最近的一次是十月份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决定。在之前的一个月，中国举行了《政协》成立70周年的第一次中央会议。习主席在会上强调“人民政协作为实施新型政党制度的主要政治和组织机构的作用.....”。西方媒体较少报导中国许多重大政治发展的重要内涵，部分原因是缺少英文文本。

过去几年，在加强和改进人民政治协商工作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中国实行的多党制，是非对抗性的和非全民投票式的制度。政协是协商和凝聚共识的专门机构。政协的全国委员会成员中有60％不是共产党员。政协定期举行小组会议，深入讨论诸如环境，共享经济，医疗保健和消除贫困等议题。政协成员，外部专家，持份者以及高级官员参加会议。

会议没有抢夺眼球的动作，没有“拉布”或激烈的争论，没有戏剧化的看点，但它能找到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解决问题并且向前推进的办法。

在中国未来的发展和愿景中有很多议题，在共产党内部、人民政协和群众中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涵盖了深化改革开放，扶贫灭贫，科技发展到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各自角色等。西方的中国观察家需要追赶上中国的发展。我本人也有一些愿望，其中一个是有更多其他国家的青年人能够过来体验中国，自己形成对中国的看法。

中国做到这些成就是一回事，被国际社会承认为成就，又是另一回事。在过去的70年中，中国一直受到来自西方的，不涉及双边关系的许多不请自来而且大多是毫无根据的批评。其中一部份已经变成惯常的“抨击中国”。这些评论员认为，他们较中国人优秀，对中国和中国的过去知得更多。恕我直言，我这个算是对西方有丁点了解的人，这些年来，也一直弄不明白为何西方人总是养成对其他国家随便开口的习惯，好像他们已经妥善处理好自己国家的问题。

在这些问题上，西方国家将香港视为中国的代表，也是一个攻击中国的软目标。西方人将香港纳入新疆、西藏一列。西方人一直在告诉中国“一国两制”下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应是什么。不知何故，这些评论员从来没有以同样标准来评论亚洲其他地方的同样问题，这是否因为其他地方并不属于中国？

回归前与回归后的香港

1988年4月28日，基本法第一稿傍晚在北京获通过，梁振英工作到深夜（资料图片）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中间点，即1984年，中国和英国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这是历史性的、朝着完全统一中国的目标迈出的第一步。

采取“一国两制”的原则统一中国，绝对不是权宜之计。确实，在四中全会的决定中，“一国两制”被视为中国的制度性优势之一。因此，我并不认为，也看不到有需要在2047年后放弃“一国两制”，前提是“民主派”人士及其西方支持者不破坏这一原则。我们应该注意到香港已经被允许把土地年期超越2047年，今年卖的土地的年期将在2069年届满。

我在1984年至1997年间与中央和其他官员的无数次会晤中，有一件事是非常清楚的。香港的回归不仅仅是收复一千平方公里的领土，而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屈辱的终结。《基本法》的序言在第一段中就是这样写的：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40年鸦片战争后被英国占领。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从而实现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

当时上海等城市负担了国家开支的大部分，但当《基本法》草案在这些城市作咨询时，尽管内里有豁免香港向中央政府缴税的条文，但这些城市仍然毫无保留地赞同该草案。香港在很多方面对中国都是有用的，但“长期以来中国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愿望”是压倒性的。过去在香港外国记者会作演讲的嘉宾，应该反思这一点。

香港有非常特殊的政治架构和同样特殊的选举程序。香港的民主派人士常想仿效其他国家的模式，而没有考虑到香港不是一个国家。如果我们想寻找可比较的，我们应该和其他城市比较，例如伦敦、纽约、巴黎或东京。

这些城市有普选，其中央或联邦政府不负责任命选举产生的市长，但是与香港行政长官相比，这些选举产生的市长的权力非常有限。我敢肯定，如果香港行政长官的权力只有与上述市长一般而有限的权力，北京将立即给香港开绿灯，在没有其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普选。

实际上，无论以哪种方式产生行政长官，根据《基本法》，北京在产生行政长官过程中，都具有一定角色。原因很简单，香港行政长官必须通过中央政府的任命，才拥有中央政府的额外授权，才可以拥有高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市长的高度自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