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认识国家，尊重两制

现时在香港从政的人，尤其是反对派，他们大多数对国家的认识浅薄得令人惊讶，对国家战略、目标、利益、底线完全一窍不通，“中国梦”、“两个一百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发展格局”仿佛通通与香港无关，却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事实是，不论你视中央为领导、同盟、对手还是敌人，都需要尽力熟悉国情，尤其要了解国家对港方针及政策，才能在政治圈生存。在香港从政却不认识中国及中央，无疑是“政治自杀”。

在《香港的前途》一书，我们不难发现查先生非常关注当时国家的战略目标，从中发崛香港有利于国家的功能及作用。例如，以查的理解，当时国家有三大任务，分别是经济建设，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争取和平统一台湾；反霸，从而分析香港在三大任务所起的作用。

基于对国家粗浅片面的认识，加上“大香港主义”心态作崇，港人对“一国两制”的理解往往出现偏差。中央收回香港时，为何会保留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是因为港人乃“天之骄子”，要讨好港人，所以中央才制定“一国两制”方针吗？当然不是。查先生指出：

“中国领袖们就算对香港居民一视同仁，和全国同胞同等照顾，也只能把香港中国居民占人口百分之零点五来考虑。因此，我们不能期望中共的决定会特别照顾香港人的愿望。但可以期望，中共领袖们清楚的认识到，香港现状的维持，对于全国十亿人民有利。”[9]

“必须了解，中国当局答允‘香港人生活方式不变’的目的，是求香港人继续在经济上作出贡献，而不是出于对香港人的‘特殊照顾’。大家都是中国人，为甚么要对我们特殊照顾？”[10]

国家对香港的方针政策，是非常清晰的：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以保持香港稳定繁荣，让香港继续发挥对中国有利的功能与作用。换言之，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是目标，同意港人生活方式不变只是手段。

当然，人心稳定是考虑因素之一，但正如查先生所言，大家都是中国人，为何要对港人特别好？那种以为中央为了港人而维持香港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的看法，未免把港人看得太重要。

必须认识清楚，香港的特殊地位并非必然。中央对港的特殊化安排，完全是为了保持香港稳定繁荣，让香港继续发挥对中国有利的功能与作用这个根本目的。因此，查先生认为“只有符合中国的国策，香港现状的维持对中国有用，我们特殊的生活方式才有可能维持”[11]。查甚至夸张地把“今后安定繁荣”六个字说成是“香港的宪法”，来强调安定繁荣的重要性，并指出“任何事情都不能违反这根本大法”[12]。

与此同时，查先生强调要互相尊重两制，当中并不存在哪一个制度较为好的问题。在冷战的意识形态氛围中，以及当时两地发展水平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的情况下，这种说法并不常见。

在查眼中，中央之所以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并非出于相信资本主义很先进很进步，而是出于战略考虑。查强调，“我们并不是说，在中国大陆没有自由与法治，那里有社会主义的自由与法治。从共产党人的立场与理论来说，那是更充分的自由、更公平合理的法治，而资本主义的自由与法治是虚假的”[13]。因此，中央“并不认为资本主义是好东西”[14]。

查亦认同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确实充满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罪恶与不合理”。他指出：“资本家为所欲为，工会没有多大权力。政府的干预保持在最低限度，税率甚低，福利不足。尤其，前几年大地产商拼命榨取可耻利润，抬高屋价，使得全港工商界（除地产商和业主之外）和职工、市民人人喘不过气来。”[15]只是香港对中国有用，而这种作用又以实施资本主义为必要条件，中央才容忍这个制度继续在香港这个特定范围内运作。

查认为，“中国今后对香港的长期目标仍是‘长期利用’，长期保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16]。不过，查亦相信，这个不合理的制度“终有一天要修正、要变化、要消灭”[17]。

三、选举政治不利安定繁荣

回归后，政治制度发展无疑是香港社会的主要争议之一。反对派视民主为手段，抗共拒中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即所谓“民主抗共”。当然，有少数反对派真心相信民主，视民主为目的，视发展普选为己任。不过，在查眼中，普选式的民主与安定繁荣这个根本目标互相违背。查认为：

“香港如果实行真正的民主，目前的稳定与繁荣、现存的生活方式是否仍能保存？相信那很难，很难！……我们并不是对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怀疑……而是在分析局势时经常不重视理论而重视实际。现实是：香港不是独立国家，并无真正的自主权，当对中国能作出重大而积极的贡献时，中国可以容忍我们保持现有的生活方式；但当我们成为中国的负累时，中国必定不可能长期容忍，势必会结束香港特别行政区这种‘特别而无益’的行政状态。‘特别而有益’是可以的，‘特别而无益’就不可以了。”[18]

基于“安定繁荣”这个根本原则，查提出“协商制”，由各行业及各界协商产生议员，然后由议员选出市长，再经由中央政府作任命。查强调：

“这是港人治港，但不是普选式的民主。这种制度的目标，是尽可能长期的维持香港的稳定繁荣，维持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19]

当时，有内地官员提出“三三制”的议员产生办法，即议员来自三种：亲中、亲英、中立。查认为“三三制”不可行，因为：

“将来治港的基本目标，是长期保持香港的稳定繁荣。如果议员划成三派，而这三派的确在议会中势均力敌，并非亲中派占压倒优势，那么议会中就会不断斗争、激辩，形成僵持，许多议案无法顺利通过。这种斗争势必扩大到社会上，形成三派人士的斗争。政治斗争既层出不穷，政策和社会自无稳定之可言。”[20]

“为求香港长期的稳定繁荣，本港内部派系斗争、政治斗争越少越好。将来香港不宜成立政党，不宜实行西方式的议会民主……”[21]

当然，查提出“协商制”之时，英国尚未在香港的立法机关引入开放式竞争性选举。1985年，立法局首次引进间接选举，自此社会出现要求直选及普选的呼声。面对实际情况的改变，查的态度亦有所变化。在《基本法》起草期间，查良镛与另一位草委查济民提出协调方案（史称“双查方案”[22]）。

查济民夫妇与查良镛夫妇合照，图片来源：海宁查氏

虽然查没有坚持“协商制”，但“双查方案”体现了循序渐进的精神，避免抵触“安定繁荣”这个大原则。发展民主政治可以，但必须循序渐进，按实际情况而定，最重要是绝不能危害安定繁荣。由于被视为过分保守，结果方案被反对派大肆批评，对二人进行人身攻击，甚至有学生在《明报》报社外焚烧《明报》报纸抗议。

然而，最后写进《基本法》的，基本上就是“双查方案”。在2007年，查接受访问时，针对香港的普选问题，查仍然强调政制发展需循序渐进，认为“希望民主普选，又要经济发展，不太可能”[23]。回归以来政治制度发展的经验及教训，证明了查的远见及智慧。难怪反对派大佬李柱铭在查病逝后，会说“现在才明白查良镛所提方案有远见及智慧；倘若当年落实双查方案，香港现时或已享有民主”。

香港政治今时今日弄得如斯田地，令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选举政治”与“安定繁荣”两者之间的关系。假如选举不利（甚至危害）香港的稳定及繁荣，我们是否还要因循守旧，为选举而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