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前言：

2021年仍然是香港充满不确定性的一年。除了新冠肺炎疫情与经济前景，在中央出手拨乱反正的过程中，香港政局同样出现众多不确定性。

反中乱港者为自己那场“失败的政变”埋单，绝对是可预料的。为了筑起防线，堵塞漏洞，进行各方面的制度改革，也都是可预料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听取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述职报告时强调，香港由乱至治的重大转折，再次展示要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必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的深刻道理。有熟悉国情的建制中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央继续会有制度改革。

但是制度会改成什么样？就难以预料了。最近路透社传出，今年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将会押后，中央即将出手改革香港的选举制度。真会押后选举？如果会，又押后多久？制度如何改革？现时仍然众说纷纭，难以预料。

前行政长官梁振英近日受访时提出特首可协商产生，引起社会大众猜测，是不是除了立法会议员，连行政长官的产生办法也会出现变化？

面对着众多不确定性，香港的前景会如何？香港的前途，是每一个在香港生活的人都有责任去思考的。这令笔者回想起着名作家查良镛（金庸）先生的一番话：“香港是永远会存在的……所谓香港的前途，只是指香港目前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前途。香港永远有前途……”[1]

这番话出自一本旧书，名为《香港的前途》，由查良镛先生将他在1980至84年间发表的128篇《明报》社评结集成书，以其真实姓名于1984年5月出版。

查先生最为人熟悉的当然是他的武侠小说。除此之外，他还是个政治评论家及社会活动家，曾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是基本法政治体制起草小组的港方负责人兼经济体制起草小组成员，及后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委员。

笔者认为，这本书是在香港政治圈摸爬滚打的人，以至所有在香港生活的人的必读书。无奈这本书早已绝版，极少在市面流通，而且价值昂贵，往往是藏书家争相竞投的拍卖品。正好笔者手上有一本，希望将查先生的真知灼见作番整理，以飨读者。

图一：笔者藏书。出版至今已有37年，纸质难免发黄。

图二：出版时售价为港币20元。

需要注意的是，在阅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必须考虑查先生写作时的背景及情况，尤其要考虑八十年代初香港社会对内地的认识程度，香港与内地之间的经济及社会发展水平的差异，以理解查先生所面对的时代与思想上的局限。

不过，纵使书在八十年代出版，但查先生在书中所提到的基本判断及信念，以及处世原则，对于所有想适应变局及思考香港前途的人，是绝对没有过时的，仍然有重要价值。

一、尊重主权，正视现实

早在1981年，查就香港前途问题提出建议，开宗明义指出“香港是中国的领土”，现状维持与否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国家主权是不能含糊的。针对当时各种倡议，包括联合国托管、主权换治权论、续约论及零星的“港独自决”思想（没错，“港独”思想并非近年才出现，早于八十年代就有人提出，只是没有成为思潮），查氏强调：

“香港并不是一般性质的殖民地，是英帝国主义者强行霸占和硬租去的。所根据的三个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应当废除。在法理上，香港、九龙、新界都是中国领土，中国有充分理由收回主权。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一个地区的人民无权自行宣布独立，即使经由公民投票表决也不可以。……所谓‘民族自决原则’，只是指一个不同的民族而言。香港的中国人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并非不同民族。”[2]

“中国政府决不签署任何丧失领土主权的协议，一切安排不能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体面，不能稍有损害中国的荣誉和民族尊严。”[3]

事实是，国家一直拥有对香港的主导权及决定权，收回与否、收回后改变香港的制度与否，决定权都在中央。查认为：

“从一九四九年到今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随时有权收回香港……之所以没有收回，是不为也，非不能也。……中国政府之不收回，是出于对利益上的考虑，……是由于不想收，而不是不能收。”[4]

“九七之后，中国对香港具有绝对控制力，如果要改变香港的经济制度，小小香港无力抗拒。问题是中国想不想改变，而不是能不能改变，那是‘是不为也，非不能也’的问题。”[5]

上世纪八十年代，香港经济起飞，社会逐渐形成一种“大香港主义”（或所谓“香港中心主义”），把香港及港人的地位看得越来越高。直到目前，这种心态仍然影响着很多港人。反中乱港者提出的所谓“揽炒”，意图以破坏香港来胁迫中央，都是建基于这种心态，以为中国无了香港不行，所以认为中央会妥协让步，答应他们的要求。

对于这种心态，查作出驳斥：

“以中国之大，也不是说非依赖香港不可，决不能认为如果没有了香港，中国的经济建设就搞不成功。在中国全国的生产数额中，香港所提供的助力毕竟有限。”[6]

“中国四个现代化的成败，当然并非决定于香港提供多少助力。如果中国大陆的经济路线正确，没有香港也会成功。如果路线错误，香港即使再提供十倍以上的协助，也无法使中国的经济现代化起来。”[7]

当然，这并不表示香港对国家毫无价值，亦非可有可无的价值，香港对国家是重要的，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香港仍然发挥出重要的功能，只是哪怕香港有重要的经济作用，一旦面对国家主权问题，一切都得靠边站。因此，英国在谈判过程中尝试打“经济牌”来恐吓中国，说收回香港会“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时，邓小平回应说：“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因为“临到最后决策之时，北京领导人的考虑是政治第一，经济第二”。[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