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香港问题的爆发，除了反映香港的小气候，更加反映国际形势大气氛的变化，象征着中国融入世界资本主义的过程陷入瓶颈。即使中国主张和平发展、永不称霸，也无法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全面抑制中国发展的决心，哪怕损害自身利益也在所不惜，中美贸易战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而新冠疫情只是加速了中美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意味着中美博弈进入新阶段，这并不以主观意志为转移。

在国际形势的变化下，香港自然成为中美博弈的其中一个角力场。外界对中美金融战时有议论，如果真到那一步，对香港有危有机，一方面相信会有更多中国企业因到美国上市受阻而转到香港上市，另一方面美国亦有可能因此而狙击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导致金融这个疫情下受影响较少的领域也会受严重影响。“港区国安法”消息公布后，美国马上威胁要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地位，甚至实施制裁。

在港反对势力更加会疯狂反扑。体制内，他们会争取在立法会占多数议席，瘫痪政府施政，引发“宪制危机”。“港区国安法”为他们提供了珍贵的政治动员资源。即使日后DQ（disqualified的英文缩写，即“取消资格”——观察者网注）议员或参选人资格，他们亦有以Plan B等借尸还魂的方法来应对，而街头运动会更疯狂，甚至采取恐怖主义手段，意图令香港“北爱尔兰化”。当然，这一切中央已经预料到。

只是开始而非取得胜利

“港区国安法”确实让人精神一振，但有些朋友也不能过于兴奋，误以为港区国安法一实施就万事大吉，就像如来佛祖的手掌一样，一下子就把孙悟空压在五指山，所有问题都能迎刃而解。然而，香港距离长治久安仍然很远。

与打贪的“三不”一样，治理都是讲求“不敢反，不能反，不想反”三步走。

第一步是不敢反。面对即时的国安威胁，首要的是针对那些被煽动的、不理性的，要他们不敢反。前线警察的行动策略，加上拘捕、受审及判刑的案件愈来愈多，无疑提高了阻吓度，相信“港区国安法”的制定及实施能进一步强化阻吓性。当然，震慑力度取决于执法力度。

第二步是不能反。面对暴力分子背后庞大而紧密的组织，这一步针对的是幕后组织者，尤其那些本土恐怖主义组织及外部势力，他们固然不会因第一步而被吓怕，继续会组织行动、制造武器等。这需要有深入而全面的情报，才能领先一步瓦解他们的行动，令他们不能反。

然而，即使港府仿效澳门成立维持国家安全委员会，但由于政治部早已解散，执法机关过去亦只着重治安，缺乏反恐和遏制外部势力的相关经验。虽然目前对“港区国安法”最终如何落实众说纷纭，但笔者认为，鉴于上述情况，需要中央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关在港设立机构，协助香港执法机关提供情报，增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从源头打击本土恐怖主义组织及外部势力的组织能力。

最后一步是不想反，亦是三步之中最重要又最困难的一步。前两步主要是强力国家机器方面的强化，但单靠行政及法律手段并不足以达到长治久安。要令香港市民不想反，实际上就是“人心回归”工作，需要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育、传媒、家庭、教会等）方面着手。

然而，多年来反对势力在上层建筑占尽优势（也不能怪敌人，毕竟“宣传思想阵地，我们不去占领，人家就会去占领”），几乎控制了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已形成了某种反共反中意识形态再生产。比如说，在最突出的教育方面，这不能单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解决，哪怕强硬地全面整顿教材和教师，反共反中的教师仍然可以在课堂上和私底下向学生无声无息地灌输反共反中意识，继续生产出一批又一批反共反中的青年。

还有那些传媒和家长，对青年的影响都是全方位的、近乎无孔不入的。还记得那些带着子女去示威的家长吗？试想想，孩子在家长耳濡目染下，能不反中吗？然而，思想问题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要改变，只能是整个香港社会氛围的改变，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与反对势力作斗争。

与此同时，要从根本上解决作为民怨根源的深层次矛盾，包括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缺乏向上流动机会、产业结构单一等经济民生问题。试问市民能达致安居乐业，对将来有所盼望，暴力分子在香港还会有那么大的市场吗？

“港区国安法”只是中央强化对港治理的第一步，要真正达到长治久安，需要整个香港社会的改变。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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