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

5月22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开幕，议程包括人大常委会提请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草案）》（下称“港区国安法”），为香港投下震撼弹。

爱国势力因而士气高涨。在他们看来，中央出手尤如“王师来临”，总算让他们一吐这大半年来的恶气。

反对势力则展示出非常复杂的心情，有些人很恐慌，社交平台出现风声鹤唳的画面，纷纷退出群组、改群组名、删除社交帐号、使用虚拟私人网络（VPN），甚至马上去查询移民。当然，尤如惊弓之鸟的他们已忘了什么是“数码足迹”，也印证了他们“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心态。

有些则感到异常兴奋，像玩游戏一样，觉得终于到了最后一关可以“打Boss”，配合他们的“揽炒”策略，自以为“成功”逼到中央出手，为西方制裁铺好路，幻想引发大规模走资，达至“中国崩溃”。归根究底，他们就是想胁迫中国，要么作出让步，要么失去香港这个连接西方的桥梁。

痛苦但必须的“去殖民化”过程

很多时候，“去殖民化”过程等同于教育。然而，这个过程远远比我们所想的深入、广泛及复杂得多。香港这个独特的“去殖民化”过程，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回归祖国，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因此，按照学者强世功的说法，香港的“去殖民化”就是国家主权建构问题。

香港“去殖民化”非常独特，除了是回归而非采取独立或自治等方式，香港亦没有经过激烈的反殖斗争。简单来说，历史常见的“去殖民化”过程较为先苦后甜（当然不是每个个案也是甜的），而香港则较为先甜后苦，就如作家陈映真所言：

“从历史来看，一些殖民地时代的残留的问题，也不能装作没看见。所以香港非殖民地化后，有很多的问题留待以后用比较特殊的方法加以处理，比方说殖民地时代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思想、学术、文化等问题。怎么摆脱？现在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就是后殖民，一些后殖民的问题要如何处理。不能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和平过渡就算了。”

这意味着，香港虽然已经过回归这个“去殖民化”的最重要一步，但它仍然未完成“去殖民化”过程。更为棘手的是，由于港府曾经的畏难，以及反对势力的疯狂阻挠，香港的“去殖民化”过程一直停滞不前，甚至连国家安全也无法有效捍卫，出现了大半年的动荡局势。从这个角度看，回归后“由港府平稳地推进‘去殖民化’”的实验，在一定程度上是陷入僵局了，结果要中央亲自出手，提高国家主权在香港的能见度，为香港划下“红线”。这个过程无疑在某些人眼中会更为“痛苦”，有关港区国安法的消息公布后股市出现的“阵痛”就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不应忘记，对香港社会而言，这与之前暴力动荡带来的真正的痛苦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中央会怕来自西方国家和资本的洞吓吗？

“港区国安法”消息传出后，西方阵营马上恐吓中国，声称会引发恐慌，导致资金撤出香港，严重损害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在港反对势力亦误以为，香港是“生金蛋的鹅”，中央会投鼠忌器。

这种洞吓在“香港前途问题”上亦曾出现过，当时威胁中央不要改变现状，否则会引发大规模撤资。然而，这种洞吓吓不到中央，因为在中央眼中，香港的经济作用只属其次，更重要的是民族利益。为何邓小平要不断强调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政府不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更不是李鸿章呢？假如中央只为经济利益，为何中央当时不采纳英方提出的“主权换治权”方案？正因为中央不会为经济利益而放弃民族尊严，不会容许国家主权再被侵害。

即使真的有资本出于担忧而撤离，天要落雨，娘要嫁人，由它去吧，反正香港也不是未曾试过。正如邓小平所言，“人们还议论香港外资撤走的问题。只要我们的政策适当，走了还会回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要“港区国安法”实施一段时间，让资本看到真正情况，待回复信心自然会回来，我们不要小看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

而且，即使有资本撤离，对香港也不一定是坏事，如学者曾澍基所言，“投机资本对香港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中国的现代化有过什么贡献呢？趁机开展清除一下流毒也未尝不是好事。这些资本走了的话，可能对香港经济结构是一件好事……我们要留意的是，资本的利润机会永远是相对的，在整个世界经济衰退中，国际资本有何出路，香港相对于其他的投资地区究竟有什么有利的地方？我们用比较的角度才有意义。”

5月24日，大批暴徒继续进行违法活动，陈子迁律师遭到暴徒围殴，“港区国安法”立法刻不容缓，图自：港媒

大气候的变化

很多人，哪怕是一些很有名的学者，研究香港问题时，总是犯下邓小平当年指出的错误：“要说变，人们议论的总是北京方面政策会不会变，没有想到其他方面会不会发生变。”他们惯性把所有焦点（以至责任）都放在中央身上，认为是中央干预导致香港变差（但现实是香港变差导致中央干预），明显是倒果为因。回归后，中央的对港政策都是因应形势变化而作出的调整，而且很多时候都是被动、被逼的回应。当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即中国与西方阵营的关系变化。

事实上，香港问题从来离不开国际形势。香港当初沦为殖民地，正是由于列强入侵中国，令中国沦为半殖民地这段悲惨历史的开端。

二战后蒋介石政权无法收回香港，正是由于当时中国缺乏足够实力与英国角力的结果。

到了七、八十年代，国际形势出现重大变化，形成了类似列宁所说的“某种极不稳定的均势”。学者刘兆佳指出，在“香港前途问题”出现的前夕，与香港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美国和英国正面对内忧外患的困扰。为了应对来自苏联和其盟友的威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不得不寻求与中国进行战略合作。在这种氛围下，香港问题的和平解决便有了一个大体上有利的国际环境。西方阵营的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希望香港在回归后能够发挥影响，促使中国走“和平演变”道路，从而彻底消除中国对西方的长远威胁。

因此，香港问题就是中国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问题。一直以来，西方阵营都以香港来要胁中央：假如中央希望香港继续成为与西方的桥梁，就要继续维持西方在香港的利益，以及维持香港推动中国“和平演变”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