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青年对内地与中国人身份的看法

从整场修例风波来看，我们不难观察到参与者充斥着恐共恐内地心态。基于这种心态，香港青年很容易相信谣言，例如在运动初期，笔者身边不少朋友都分享了“在香港高呼‘结束一党专政’会被送到内地监禁”等有关逃犯修例的“懒人包”，因而支持“反修例”。

6月上旬，笔者曾经与一位支持“反修例”的好友饭聚，当时局势尚未如后来那般恶劣，而且这位是相熟多年的好友，所以大家能够畅所欲言。当时，我问他为何反对修例，他就说了类似上面提到的谣言。事实上，这位好友就如大多数反对修例的人一样，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完全缺乏认识（例如“双重犯罪”原则、八不移交条目等等），反对的理由只是人云亦云。

然而，在修例风波爆发之前，香港青年对内地的恐惧及抗拒并非如现在般严重。笔者认识的青年都会经常往返深圳、广州等地旅游，看内地的综艺节目，光顾内地商人在香港开的商店（例如某知名茶饮品牌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开张，随即有大量顾客排队，当中不少为年轻人） 。

可见，香港青年在文化上对内地产生好感（至少不反感），但政治上，香港青年普遍敌视内地政府（中国共产党）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据笔者观察，大多数香港青年实际上并不认识以上两者，只是在他们眼中，错误地认为两者就是“极权”（当然他们大多数都不知道“极权”的定义），简单来说就是坏的，因而产生厌恶。

换句话说，香港青年对内地的认识很薄弱，他们的恐共抗共反共心态亦非建基于扎实的理据，而是类似宗教信仰的价值判断，视内地的政治体制为恶魔。在大多数香港青年眼中，民主与内地体制的关系，就是真理与恶魔的关系，即至善与至恶的关系。他们觉得，民主是好的，内地体制是坏的，是反民主的，内地因而无民主，甚至阻碍香港人追求“民主”真理。

然而，风波发展至今，香港青年在文化上对内地的认同感亦已大幅削弱。除了拒绝回内地旅游，“勇武派”更在不少在港内地企业或被视为亲内地的企业店铺大肆破坏、在铁闸喷上“支那”等辱华字词，而“和理非”亦宣扬建立所谓的“黄色经济圈”，呼吁公众只到支持修例风波的商户光顾，杯葛内地或被视为亲内地的企业。不难预见，风波过后香港青年与内地的厌恶感及疏离感很可能会更加强烈。

总括而言，香港青年普遍缺乏国族认同，有部分更自认具有排外性的香港人身份，对中国人及中华民族的身份嗤之以鼻。当然，并非所有青年都会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例如笔者与朋友到日本旅游，要在入境表格中写上国籍，他们都会主动写上Chinese，而不是Hong Kong。然而，他们对中国人身份，表现出的是无可奈何的感觉，只是视之为现实，并非真诚主动对中国人身份产生认同感及自豪感。

香港青年对英美两国的看法

这次修例风波之中，最令笔者的内地朋友摸不着头脑的地方，就是示威者对英美两国的态度。我们不难看到示威者高举英美国旗及写着“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解放香港”横幅的画面，乞求外国支援他们，甚至认为英国可以根据三条不平等条约将香港收回。

在内地人眼中，英美两国是剥削及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英国甚至曾经殖民香港，香港人理应讨厌殖民者。然而，香港青年不但不视殖民史为耻，反而引以为傲。难怪有内地朋友称香港青年为“香蕉人”（黄皮白心）。

笔者观察到，香港青年对英美两国大致上存在三种看法：

第一种看法是热爱英美两国，认为两国是民主自由人权等进步思想的代表。因此，他们真心相信英美两国会帮助示威者争取民主，共同对抗内地。这种看法与上述对“民主”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种看法是认为英美两国也不是好国家，尤其是美国。他们深知其四处侵略的恶行，但相对于“最坏的中国”，英美两国只是次坏。他们亦知道英美两国并非真心支持示威者争取民主，只是出于利益而抗衡内地，但出于“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考虑，他们愿意寻求英美两国支援。这种思想与上述对内地的看法相关。

第三种看法是对英美两国都没有太大感觉，只是认为高举这些国旗，既能够吸引国际传媒报道，好像把事件推上了国际舞台，又能使内地政府丢脸。可见，这种看法带有“拿来主义”的味道。因此，除了英美两国国旗之外，示威者还高举加拿大、乌克兰、“中华民国”、加泰罗尼亚等旗帜。

（图片来源：香港东网）

香港青年的思想来源

那么，到底香港青年的思想从何而来呢？有人认为，是修例风波导致青年“觉醒”，激发了他们“对抗极权”（实质是恐共反共）之心。然而，这种看法无疑是将因果关系调转了，是先有恐共反共心态，才激发了这场修例风波。

然而，这并不代表青年的思想是先天的（所谓“天然独”、“天然统”、“天然爱国”），也不是从天掉下来的，而是后天长期潜移默化而成的。简单而言，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去影响青年，包括家庭、学校与媒体等等。

家庭

家庭方面，大量青年参与暴力活动，当中不少更只有十二、三岁，显示父母缺乏对青年的约束力。一方面，很多父母都要上班，根本无法得知子女行踪。即使知道子女参与暴力活动，亦无法阻止。

事实上，自风波爆发以来，很多青年与他们的家人因政见不合而翻脸，不但不瞅不睬，甚至不准他们回家，结果当然是削弱了父母对青年的约束力。更甚的是，有些父母会带同自己的子女参与示威游行，说要让他们早点学习云云。这样一来，反政府、反共的意识形态就在青年的思想里扎了根。

学校

至于学校，更加担任着教化的作用，对青年的价值观及世界观的形成发挥着重大影响。

首先，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最为直接。众所周知，在教育界之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正是属于泛民阵营的教协。当然，我们不能只因很多教师加入了教协，就一概而论认定所有教师都是反共的。然而，根据笔者的个人经历，确实有教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学生灌输反共意识形态。

例如在笔者求学时期，教师会在课堂上播放反共机构制作的视频片段，以及带学生到反共机构在城大的所谓“展览馆”参观。很久以后，笔者偶然在网上找到从其他角度分析内地政治风波的纪录片，才得知世上原来存在与那些反共资料不同的信息，但像笔者这样能摆脱这位教师灌输的意识形态的同学，只属极少数。

至于课程设计及教材，最为人诟病的相信是通识教育科。教材内容的偏颇，《文汇报》曾经对此作出详尽报道，笔者就不再多谈。笔者曾经修读通识教育科，确实从中学会了批判性思考及多角度思考。换言之，通识教育科教导的主要是思考方法。然而，在面对政治（尤其是巨大的政治风暴）时，青年往往难以维持理性思考，结果“批判性思考”只剩下批判，多角度思考变成了单向度思考。缺乏理性思考的“批判”，只会发展成一种充满偏见与不信任的“宗教信仰”。

更甚的是，香港青年普遍缺乏对香港史的认识，这就要从中国历史科说起。先声明，笔者手头上没有相关教材，只能凭自身记忆去分析。

笔者已经忘记初中时期到底有没有在课堂上接触到香港史，即使有的话印象亦很模糊，可能是由于笔者当时年幼所致，亦有可能是由于课程内容只属“蜻蜓点水”。事实上，自2000年课程改革以来，中史被编入“个人、社会及人文教育”范畴之中，大部分学校把中史科纳入“综合人文科”，因而变得零碎化及矮化，而有关香港史的内容，只占初中中史科课程约五分之一，授课时间及内容少上加少。

笔者最有印象接触香港史的时间是高中时期，那时笔者选修世界历史科，当中有一个课程是香港史。虽然课程内容及资料比初中丰富，但框架基本上与初中的课程无异。

笔者接受的历史教育，可说是一种时空上被切割的香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