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汀，就职于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科普作家，本文来源：作者个人公共号：大脸撑在小胸上】

华盛顿时间6月1日（北京时间6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激起一片哗然，也引发了对于气候协定和气候谈判的再度关注。

无论是《巴黎气候协定》还是更早的《京都议定书》，这些气候协定的初衷，都是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基点，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当然，人类共同利益——这个带着些科幻色彩的理想主义词汇，说起来容易，但似乎从未真正实现过。从1995年第一届世界气候变化大会在德国柏林召开，这个“初衷”就在一路跑偏。

时至今日，对于气候协定的国际谈判，实际上已经成为富国、穷国、“曾经穷过如今正富起来的”大国之间，利益博弈的斗兽场。

背景

上世纪70年代末，科学家们首次提出警告：CO₂浓度的持续激增，将导致全球增温、气候灾难爆发、生存环境恶化。之后，应对气候变化、控制碳排放，作为一个被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点问题，提上议程。

正如丁仲礼院士所说：CO₂减排本身的逻辑基础是清晰的。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平均气温上升了约0.8℃，它同人类利用化石燃料所释放的二氧化碳有主要关系。这个结论得到广泛认可，也成为碳减排的逻辑起点。但需要减排是一回事，谁负责减排又是另一回事。我们看到的博弈实际上主要围绕‘谁减排’展开。

1. 两大阵营

早期，正是围绕着“谁减排”，江湖上分为两大阵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认为：还用说吗当然是发达国家减排了！

首先你排得最多。美国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家，而中国当时的碳排放只有美国的一半。

而且你还有“历史债”。 你们早期完成工业化时，野蛮发展，肆无忌惮排放，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什么全球变暖什么温室气体什么碳排放，也没人管，由着你呼啦啦排。现在全球变暖，不就是你们当年积累下的碳排放么？

——有理有据，无法反驳。

于是，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了“地球首脑会议”（二十多年前，这名字还不显得很中二），也叫“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或“里约会议”。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有个里程碑式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

这是一个非常讲道理的气候谈判原则：共同，是说应对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有区别的，则强调各个国家的实际情况不同、所需承担的减排责任也不同。

发达国家由于排放多、历史积累多，理应承担主要的减排责任；而且发达国家资金更充沛、技术更先进，应当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和技术援助。

正是这个“有区别的”，成为迄今为止的二十多年、乃至可以预见的未来若干年中，各个气候阵营博弈的核心所在。

2. 双“55”标准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真的非常讲道理——讲道理到什么程度呢？到没有人理的程度。

它只是笼统地说发达国家应该在20世纪末把排放恢复到1990年的水准，但并没有提出减排的具体指标。因此对各国并没有什么约束力，事实上也没有多少国家实行。

但是气候恶化的脚步越走越近，不实行也不是办法。于是五年后的1997年12月，各国在日本东京济济一堂，经过艰苦卓绝的吵架，终于通过了《京都议定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通过《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实际上延续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宗旨“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并在“有区别”这一点上提出了具体要求：

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从2012年再开始。发达国家对碳排放的减排比例：美国到2012年时比1990年减少7%，欧盟减少8%，日本和加拿大减少6%，俄罗斯维持1990水准。

而且还引入了市场机制，你实在要排放，超标部分可以花钱买，堪称历史首创。

听起来不错，关键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实施呢？

这就是双55标准：一是有55个或以上参与国家签署该条约；二是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规定国家在1990年总排放量的55%。这两个条件一旦满足，90天后《京都议定书》就开始强制生效。我国于第二年（1998年）签署。美国克林顿政府也在当年签署。

感觉一切走上了正轨是吗？错觉。真正的斗争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