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年，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中国领导人对一个观点更加坚定了，即没有所谓的政治自由化就可以进行经济改革。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中国人眼中，这场危机暴露了“华盛顿共识”的疏漏，即认为民主化和经济成就是绑定在一起的。

在此后的几年里，中国成为经济巨头、技术创新的全球领导者和军事上的超级大国，同时，它强化了政府，并坚定了自由主义模式不适用于中国的看法。2017年，习近平宣布中国发展的“三大攻坚战”针对的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实际上，中国不是一个追求更加自由化的国家，而是一个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寻求更加成功的国家。

在西方对中国的许多分析中，“停滞”一词最经常被用来形容中国的改革。但实际上，中国的政治改革并没有停滞不前。相反，它仍然快速发展，只是不朝着所谓自由化的方向罢了。

许多人误解中国发展轨迹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倾向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变体，特别是在其用于海外宣传的英文材料中，认为这样更容易获得信赖。

它经常拿自己和西方人熟悉的品牌作比较。例如，在说明为什么要参与英国5G基础设施建设时，华为自称是“中国的约翰·刘易斯”。约翰·刘易斯是英国著名百货公司，该公司经常被评为英国最值得信赖的品牌之一。

中国也经常煞费苦心地向外国政府或投资者暗示，中国在许多方面与西方相似，比如消费者的生活方式、休闲旅游以及对高等教育的旺盛需求。这些相似之处确实存在，但它们是中国新兴的富裕中产阶级的财富和个人追求的表现，绝不意味着中国和西方在政治制度上不存在真实的巨大差异。

而这就引起了第二个误解。

误解2：

“威权政体”不具有合法性

许多中国人不仅不认为政治上的民主是经济成功的必要条件，而且认为他们的政府结构是合法和高效的。但是西方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许多人仍然期待中国政府减少投资、监管，尤其是对知识产权的占有，而中国政府认为自己在这些方面是至关重要的。

在中国人眼中，其“威权”政治制度的部分合法性同样来源于历史：中国经常不得不击退外来侵略者，而且，正如西方很少承认的那样，从1937年到1941年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中国基本上是独自与日本作战。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其单独击溃了外敌，而打败了国内敌人（1949年的蒋介石）则进一步巩固了这一胜利，从此确立了共产党及其体制的合法性。

七十年过去了，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现在的政治制度其实比西方的更合法、更有效。这种观念在许多西方企业高管看来很陌生，特别是如果他们有过与其他威权政体打交道的经历的话。中国和其他“威权国家”关键的区别在于，中国的制度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根据我们的经验，许多西方人并不理解这意味着什么，也不理解它为什么重要。总体来说，马克思主义体系主要关注经济结果，这当然会产生政治影响——例如，为了确保财富的公平分配，公有制是必要的——但经济结果是重点。然而，列宁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政治学说，它的主要目的是控制。因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度不仅关注经济结果，而且还关注如何保持和稳固现有政权。

这对希望在中国做生意的人有着重要意义。如果中国只关心经济结果，它将欢迎外国企业和投资者。如果他们还帮助中国实现经济增长的话，中国将把他们视为平等的合作伙伴，不关心谁拥有知识产权或合资企业的多数股权。但是，由于这也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制度，这些问题对中国领导人至关重要，无论他们的外国伙伴在经济上是多么地有效或有帮助，他们都不会改变想法。

中共列宁主义式的领导选拔方法也是其保持合法性的一种方式，因为对许多普通中国人来说，这种方法可以产生相对称职的领导人。这些领导人是由中国共产党挑选出来的，而且是从成功治理乡镇开始，一步步晋升到省级，然后才进入政治局。如果你不能证明你作为管理者的价值，你就不可能成为中国的高级领导者。中国领导人认为，与许多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政体上的列宁主义式规则使得中国政治远没有那么专制或有那么多的裙带关系。

要获得成功，掌握列宁主义的学说仍然很重要。不管是加入中国共产党还是进入大学，人们都需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这门必修课。而这也成为了中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从2018年的电视理论对话节目《马克思是对的》就可以看来。通过“学习强国”等便利的应用程序来教授包括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和习近平在内的思想家们的基本知识，政治教育如今已成为21世纪的业务。

电视节目《马克思是对的》截图

中国政治的列宁主义性质也可以从其讨论政治时所使用的语言中得到印证。中国的政治话语仍然根植于马列主义的“斗争”和“矛盾”思想——两者都被看成是促成必要甚至有益的对抗局面的重要因素，有助于取得胜利结果。

中国利用其特别的“威权模式”——以及其认为的合法性——与民众建立信任，不过这种方式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会被认为具有高度的干涉性。例如，山东省某市利用大数据（政府可通过监控和其他采集数据的基础设施获得）为人们设定其 “社会信用评价”。这会根据公民平日政治或经济上的信用良好与否来奖励或惩罚他们。奖励既有经济利益上的（例如可以获得抵押贷款），也有社会公共服务上的（允许购买新高铁的车票）。那些社会信用分数较低的人可能会发现自己无法购买机票或无法在某应用软件上约会。对中国和其他地方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前景；但对中国的许多普通人来说，它是个人和国家之间签订的社会契约中一个完全合理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