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文至此，能够证明日军上述罪行的证据大多来自中国国民党当局、北京和莫斯科，其中一些日本战俘可能是在压力之下开口的。不过，一些后来逃回日本的细菌战参与者还是打破了保守秘密的承诺。在数百本由日本退伍老兵撰写的回忆录中，仅有几本出自前“731部队”成员之手。秋山浩（Hiroshi Akiyama）在两篇杂志文章中讲述了自己的故事；曾做过陆军上尉的木村文平（Bumpei Kimura）也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前少校榊亮平（Ryohei Sakaki）在回忆录中描述了他们是如何通过空投老鼠和田鼠（一种与老鼠相似的啮齿类动物）将病菌扩散的，此外他还介绍了石井四郎研发的能够快速繁殖跳蚤的“育婴房”，在那里可以快速生产出数百万只跳蚤。

不过，关于石井四郎的部队所扮演的角色最具戏剧性的证言还是来自吉永晴子（Yoshinaga Haruko）拍摄的曾在东京广播公司播出过的一部一小时长的纪录片。1976年11月19日，《华盛顿邮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在这部影响力并不大的关于日本细菌部队的纪录片中，吉永晴子导演揭开了日本在战时和战后严格保守了多年的秘密。她走遍日本各地，面见了20名曾在“731部队”服役过的老兵……其中有4名老兵同意接受她的采访。吉永晴子发现，那些老兵的证言与苏联军事法庭上对日军提出的战争罪行控告是完全吻合的。

吉永晴子采访过的一些老兵表示，他们曾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报告给了驻在日本的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一名叫江口的老兵说自己是“第二个被叫去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报告情况的人”，他们为他的证言“做了记录”；高桥曾是一名军医和陆军少校，他说：“我1947年去过麦克阿瑟将军司令部两次，调查员让我写一份报告，他们说只要我写下来，他们就会保护我免遭苏联人的报复”；曾当过飞行工程师的熊本说，战争结束后，石井四郎去了美国，他是“带着他的研究数据去的，他为我们大家求了情，希望能得到美国的赦免”。

《华盛顿邮报》曾尝试就上述日本老兵的证言进行求证，该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国防部和司法部的媒体事务官员们说，他们不掌握相关信息，不过他们会进行调查”。两年后，我给这两个部门写了信，询问他们的调查是否已经结束。司法部回复说，这件事不属于他们的职权范围，因此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国防部最初回复说他们找不到《华盛顿邮报》曾有这样一篇报道。在我的一再追问之下，他们让我去国防部下属的影音资料馆查询那部纪录片的情况，而影音资料馆的人对我说他们的馆藏里没有这样一部纪录片。

根据《信息自由法》查询重要资料需要人们具备很大的耐心，而且经常需要运气的配合才能有所收获。我曾就吉永晴子拍摄的日本细菌战纪录片向国防部进行过多次查询，结果一无所获。不过，最后有一位颇有责任感的陆军中尉对我说，他自己也找不到关于那部纪录片的任何资料，不过他发现一份档案与日本细菌战有关。那份档案里有东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大部分电报往来记录，其中还有一些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报告（本文稍后会加以引用）。

在这些查询工作中，我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收获，那就是我发现很多尚未正式解密的文件曾在50年代美国法律乱局中在由诸多美国政府机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被提及过，因此那些文件本身或对文件所包含内容的描述可根据《隐私法》（Privacy Act）通过对那些私人档案的调取来获得。

一旦石井四郎把中国人用作生物武器实验对象的情况获得证实，那么我们便可以确信，他同样也用过美国战俘，也许还用过英国战俘，他甚至还可能用日本犯人也做过实验。也许由于不同种族对某一特定病菌的接触史不同，在某种情况下，不同种族对同一种病原体所产生的反应也会有所不同。直到最近，我才在1949年苏联军事法庭的审判记录中发现了两条线索，其中一条指出：“早在1943年，作为‘731部队’研究人员的皆田就被派往战俘营，以测定美国士兵血液的一些数据以及那些美国士兵对传染病的免疫力”。

由于某些无法说明的原因，那些苏联检察官忽略了这条以及其他几条非常容易吸引人注意力的线索。不过，美国检察官在参加东京审判时的表现也是如此，他们也曾频繁遗漏某些有价值的东西。美国检察官们不但看起来不愿意追查有关美国战俘的报告，而且他们很明显地对与日本细菌战有关的任何事情都缺乏兴趣。

当中国的蒋介石政府在1945年战争结束后回到首都南京时，他们发现南京还有另一支被称为“多摩部队”（TAMA Detachment）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这支“多摩部队”成立于1939年，最初是作为“731部队”的分支机构而存在，后来发展成了一个有12个部门、1500名工作人员的独立的生物武器研究机构。与“731部队”一样，“多摩部队”也使用在押犯人进行人体实验。南京派出的中国检察官向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交了关于“多摩部队”的报告，中国检察官要求必须将“多摩部队”纳入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起诉范围。由于中国人的一再坚持，法庭最终答应对此问题进行讨论。在1946年8月29日的庭审记录中，我发现法官和美国诉讼律师戴维·萨顿（David N. Sutton）之间曾有这样一段对话：

戴维·萨顿：敌人的“多摩部队”使用平民进行医学实验，他们用平民来测试人体对有毒血清的反应。这支“多摩部队”是日军最神秘的机构之一，被他们屠杀的人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无法确定。

庭长：关于用平民来测试人体对有毒血清的反应这件事，你能提供进一步的证据吗？这是一个新情况，我们从未听说过。你就只提供这一点情况吗？没有其他信息了吗？

戴维·萨顿：目前我们还无法提供更多证据。

日方的一位辩护律师提出反对，他说“戴维·萨顿并没有为自己的指控拿出足够证据，那也许只是一个从事疫苗接种的机构，是为中国平民提供服务的机构”。法庭采信了辩护律师的说法，判定南京方面提出的日本进行细菌战的证据不能被法庭接受，随后法官说中国国民党当局没有对情况进行严格的调查。

这种情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如此牵动人们神经的事情法庭竟然没有追究下去，法庭竟然没有亲自安排人员进行调查。而且当时法官本人也是非常吃惊的，他说过“这是一个新情况”这样的话，他还问戴维·萨顿“你就只提供这一点情况吗？没有其他信息了吗？”当时的戴维·萨顿完全可以点燃导火索把事情引爆，虽然法官催促他多说一些，可他很显然不能（或者说不愿意）那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