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约翰·威廉·鲍威尔，译/ 观察者网 马力】

原文导语：请不要错过这篇文章。无论我们从事什么样的专业工作，无论我们个人兴趣爱好如何，约翰·威廉·鲍威尔（John W. Powell）这篇文章所触及的问题对我们来说都具有重要价值。如果说本刊《批判性亚洲研究》（Critical Asian Studies）这个名字真地具有某种含义的话，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应承担起责任，打破我们在职业领域内某些危险话题上习惯性的、罪恶的沉默。鲍威尔通过写作这篇文章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他揭示美国之所以决定在二战结束之后掩盖日本的战争罪行，是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美国在“加强细菌战能力”等军事领域的保密工作。

很显然，美国决策者意识到，对石井四郎（Shiro Ishii，日本“731部队”的创建者和日本生物武器项目的领导者，他在战后成功地避免了遭到任何战争罪行指控，作为交换，他把日本生物武器相关科学数据转交给了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的研究机构——观察者网注）和他的“731部队”的人体实验和细菌战行为表现出强烈兴趣是不合适的。若如此，美国政府将无法向美国公众和世界舆论作出解释。虽然美国政府对日本细菌战的行为进行了掩盖，但是“净水部队”（water-purification unit）一词如今已经同“战略村庄”（strategic hamlet）和“自由开火区域”（free-fire zone）一样，成了帝国主义势力消除他们所制造的恐惧感的一种手段。

通过与“净水部队”有关的一些工作，就像已经拥有的化学武器和核武器一样，美国政府让生物武器也进入了自己那令人恐惧的武器库。鉴于美国在亚洲的战争记录，我们很难不重视鲍威尔在文中提出的问题。在面对民众的反对意见时，美国政府已经令人震惊地表达了使用上述武器的意愿，对日本城市投掷原子弹时如此，对越南广大地区使用化学武器时也是如此。我们不难想象，美国很可能已经使用过生物武器（一些人已经就此对美国进行了指责）。我们必须对事实真相予以揭露，并阻止这样的事情在未来的战场上再次发生。

（本文发表于美国学术期刊《批判性亚洲研究》1980年第四期，此文2019年7月5日由Taylor & Francis出版集团发表于互联网）

在讲述二战的各种历史资料里，日本对中国和苏联使用生物武器是很容易被忽视的一页。多年以来，日本政府和美国政府成功地封禁了对这段历史的讨论。日本政府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发动的细菌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行为，可能导致大范围疫病的流行，危及无数人的生命安全。美国政府为何也要参与进来，非法地掩盖日本战争罪行的证据呢？如今公开资料显示，华盛顿这样做的原因在于他们想确保美国能够独自占有某种“极具价值”的军事资料。

华盛顿从未如此不加掩饰地执行双重标准。作为敌人手中一种具有潜在威力的武器，生物武器在进入美国的武器库之后能够成为一种可被接受的、有价值的军事工具。我们的一些军方领导人在对生物武器进行描述时甚至变得情绪激昂起来。在他们口中，生物武器是符合“人道主义”的，因为这种武器提供了取得胜利的捷径，它可以拯救生命，尤其是可以拯救美国人的生命。此外，与那些传统武器相比，生物武器成本低廉，而且还不会对物质财产造成破坏。

如今我们回首往事，就不难明白为何这段历史多年以来一直被尘封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关于这段历史，偶尔会有一些零散的碎片浮出水面，不过每一次都会遭到美国官方的否认，而且通常都伴随着看起来颇为权威的驳斥。

在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人曾指责美国使用了日本早期生物武器的升级版本。美国不仅否认了中国人的指控，而且还声称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日本曾使用过生物武器。1952年11月的美国《空军》（Air Force）杂志上刊登了约翰·J·德里斯科尔（John J. Driscoll）上校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体现了当时很典型的美国立场：事情最初源于苏联西伯利亚地区哈巴罗夫斯克军事法庭1949年12月对12名前日本军人的指控，那些日本人受到指控是因为他们曾在二战期间“制备和使用过生物武器”。其实，早在1946年8月，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项目就已经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排除在审理工作之外”，而苏联人当时也是那个法庭的成员。可是即便如此，在北朝鲜对南朝鲜进行6个月的入侵之后，那些赤色分子如今又旧事重提了。

石井四郎/资料图

事情的真相与上述文字所讲的情况完全不同。事实上，日本生物武器实验项目并没有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排除在审理工作之外”，它只是被“压了下来”。在30年代末，日本的生物武器已经在实验室里发展到了相当先进的程度，那些武器在日本对中国军队和平民的攻击中获得了非常成功的应用。不过，对俄国人进行攻击时取得怎样的效果，目前尚缺乏资料证实。到了1945年，日本已经拥有了一个十分庞大的生物武器库，日本所拥有的细菌、细菌载体和投射载具的数量达到了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匹敌的程度。

日本之所以能够在生物武器方面获得毫无争议的领先地位，主要是因为日本科学家在动物和人体上进行了致命的病菌实验。充当人体实验对象的大多是中国人，也有部分俄国人，如一个日本参与者所说，另外还有一些“混血人种”。据估计，至少有3000人在实验中死亡，其中一些是被病菌感染而死，另一些在身体条件恶化后由于不适宜继续参与实验而被杀害。此类传闻多年来从未消失，不过均遭到了东京和华盛顿的否认。

此外，直到最近才获得披露的一些信息显示，在那些人体实验对象中，还有数量不明的被俘美国士兵，他们是在战争爆发初期被日本俘虏的，一直被关在中国东北地区距离日本细菌武器实验室不远的战俘营里。不久前，我们刚刚获得证据：其实美国政府早就知道日本人所犯下的那些战争罪行，华盛顿之所以掩盖证据，其目的在于确保美国能够独占日本的生物武器技术。那些美军士兵在日本实验室里受尽折磨最后死亡，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美国政府并没有为他们伸张正义。

在根据《信息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被解密的包含“顶级机密”的政府文件中，我发现了许多细节，我对当时大量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道德水平产生了质疑。甚至美国的一些医疗专家也参与了证据的掩盖工作，这种对不人道罪行进行掩盖的行为是对他们从医誓言的极大讽刺。

这一切要从1931年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说起。当时，一名叫石井四郎（Ishii Shiro）的日本军医向上级长官提议，日本可以通过成本低廉的生物武器对敌军造成大量伤亡。这位石井四郎后来官至陆军中将，正是这个人，最终建立起了一个可独立运转的、先进复杂的大型细菌和昆虫培养设施，建立起了可供进行人体实验的监狱、实验室和制造细菌炸弹的生物武器库，此外他们还有自己的机场、特种飞机和一个可供处理人体实验对象尸体的焚尸房。

石井四郎中将主导的细菌战当时并未受到人们的注意，有可能因为那些生物武器攻击行动本身未获得预期效果，也有可能因为中国或苏联受害者把疫病的爆发归于自然原因。不过，还是有一些此类攻击行为被中国人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官方资料显示，受到日本生物武器攻击的中国城市有11个，在1940-1944年期间受到日本人为传播疫病而死亡的中国受害者有700人。苏联方面并未提供任何细节，他们只是说自己是日本生物武器攻击的受害者。

当时有两起事件被报道了出来。中国国民党当局声称，1940年10月27日，日本人向华东地区上海附近的宁波市投掷了生物武器。虽然这起事件并未经科学手段证实，但人们当时观察到的情况是高度可疑的。有人看到盘旋在宁波上空的日本飞机上掉落了一个物体。随后不久，大量跳蚤出现在该地区，有99人感染了病菌，除了一人其他全部死亡。值得注意的是，宁波的老鼠并未感染疫病。在当地，人类瘟疫爆发往往是由鼠疫流行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