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博市场杂志》：据说，亚投行正在考虑今年在国际市场上发行以美元计价的债券。这对亚投行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金立群：三大评级机构都对亚投行给出了最高信用评级，这要归功于我们从股东（包括中国和一些欧洲国家）那里获得的强大支持。亚投行的运营管理是独立于任何国家政府的，我们的每一项决策都是在董事会中以自己的标准做出的。在这方面，内部治理、风险控制、严格的金融管理以及高素质的员工是非常关键的因素。从最高层到基层员工，我们的团队在审视每一项投资时都秉持亚投行诚实正直的价值观。这些都使评级机构得出结论——亚投行应该获得最高信用评级。因此，在合适的时机，亚投行走向市场是水到渠成之举。

《彭博市场杂志》：在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过程中，亚投行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金立群：对于中国金融市场变得更加开放，我是持欢迎态度的。我认为中国会继续开放自己的金融市场，因为在中国掌握专业金融知识的人才在快速增加。中国的领导层也希望开放金融市场，但这种开放应该建立在不产生任何混乱的前提下。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我们从美国和欧洲也学习到了很多经验。

《彭博市场杂志》：当中国政策制定者与西方同行互相交换立场和看法时，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内容是在翻译过程中丢失（lost in translation）的？

金立群：对于中国来说，我认为英语写作和沟通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我永远不会停止在提高沟通能力方面的努力。中国的确还很缺乏能够与外界进行有效沟通的高级人才。在真正意义上深入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并帮助外国朋友理解中华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也一直在非常努力地与西方朋友们进行沟通交流。我不想陷入争论，我希望能进行非常理性的讨论。

《彭博市场杂志》：据我所知，你的家庭背景并不是特别显赫。

金立群：我的家族在二战爆发前曾过着非常优渥的生活。我的曾祖父是私塾里的教书先生。曾祖父和曾祖母过世后，我祖父很年轻就离开了家乡，他开始在上海和周边几个城市谋生。

祖父后来自学成才，成为了一名工程师，而且收入很高。但他并不是个特别看重金钱的人，他的理想是恢复家族昔日的荣耀，他希望子女能成为有才学的人（men of letters）。为了我父亲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祖父毫不吝惜金钱，他甚至为父亲请了一位英语家教。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一切都变了，家里的经济状况迅速恶化。不过，我们家族热爱学问的传统并没有中断，我父母很爱好读书，我们几个孩子在这一点上也受父母很大影响。

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曾在家里阁楼上看到过一些英文读物，现在已记不太清了，好像都是些硬皮的精装书，其中有一本是《伊索寓言》。另外，还有一些期刊，其中包括上世纪40年代出版的《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杂志。我对英语这门语言和英语文学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小学五年级开始上英语课，从那时起我对英语的爱好就愈加强烈了。现在很难相信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就已经在小学开设了英语课程，不过情况的确是这样的。

《彭博市场杂志》：难怪您最初的职业理想是成为一名英语专业的大学教授。

金立群：上世纪60年代的中学时期，我开始非常努力地阅读英语世界里的经典作品。寒暑假是我专注于英文阅读的黄金时间，因为放假时我不再需要为学习其他科目分心了。

我当时阅读的都是些经典的英语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和诗歌）。那时候，我是读不到当代作品的。我当时关注的作家可能现在的年轻人都不太熟悉，其中包括查尔斯·兰姆（Charles Lamb）、玛丽·兰姆（Mary Lamb）、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他们写的散文都非常令我着迷。即使现在，我也还经常翻翻莎士比亚（Shakespeare）、乔叟（Chaucer）和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作品。关于美国文学，我最喜欢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拉尔夫·沃尔多·埃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和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这三位作家，我曾集中阅读过他们的作品，而且当时读的都是原文。

我在英语文学方面的努力从未中断，即便在文革时期、在农场劳动的时候也没有中断过。不过在上世纪60和70年代，我在农村学到的主要不是英国文学或美国文学，农村生活是实实在在的，那是一个与小说里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那些年的艰苦经历塑造了我的精神世界，而且我在推动国家发展方面的意识和情感（my sense and sensibility to the mission of development）也是在那时开始形成的。

《彭博市场杂志》：为什么这样说呢？

金立群：我每天都与村民们接触，这使我有机会了解他们的梦想、他们对自己和后代的期望。他们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很难有什么变化。如果他们有一个孩子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城里找到工作，有了比在农村更高的收入和社会保障，那么这就可以称得上是家族命运的重大转折了。中国有一句老话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我下乡时所在的村子上世纪70年代初才通了电。一栋两层的楼房、电、自来水、能冲水的厕所、一部电话以及足够的存粮——这就是中国农民一直梦寐以求的生活。在上世纪60、70年代，就我所在的那个村子来说，这样的生活理想是完全脱离现实的。

《彭博市场杂志》：文革和下乡生活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

金立群：在农村的艰苦经历使我不再对田园生活充满向往。不过这段经历也有好的地方，就是在劳作过后的闲暇时间里，我能在小茅屋里完全不受打扰地读书，在农闲时节更是如此。当地的老乡们可能无法理解我的追求，不过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从不打扰我，也许他们也在嘀咕，这个年轻人的脑子是不是不太清楚呢？

我当时身边有一台破旧的雷明顿打字机和一本未删节版的《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大辞典》，都是二手的，此外还有几本英语书。那些书是我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的。在轰轰烈烈的文革运动中，那些书能幸存下来真是奇迹。

几十年后，有些人认为当时的那个疯狂的年轻人，用戴维·赫伯特·劳伦斯（D.H.Lawrence）的话来说，“有一种奇怪的预感，感觉好像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一样”。对于这种说法，我是不认可的。我其实并没有什么先见之明，也没有什么远见。我当时只是有一种激情，一种对学习知识的渴望。

《彭博市场杂志》：可如此爱好英语文学的你最后怎么会从事金融工作呢？

金立群：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外国语学院（就是现在的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研究生，师从北外最著名的教授之一继续学习英美文学。

在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是《外国文学》这本新创刊杂志的一名编辑了。我当时在中国一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了几篇关于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小说的论文，正是这几篇论文使我得以在毕业后留校任教。

正当我梦寐以求的学术生涯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被推举进入中国财政部工作。1980年，时任世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与邓小平在北京会了面，可我对此并不了解。中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的代表权，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派高级政府官员赴世行执行董事会任职，财政部主要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当时，财政部对年轻职员的需求是非常迫切的。

我的导师许国璋教授当时对我说：“在我看来，中国有200位左右讲授英语文学的教授就足够了。而国家现在非常急需懂经济和金融知识的人才，尤其是还另外能精通英语的经济人才。你应该转向经济领域去工作”。见我有些迷惘，他向我保证道，如果在转行到经济部门之后无法得心应手，他随时欢迎我回北外。

《彭博市场杂志》：你在财政部工作后获得了晋升，然后就去了美国。

金立群：在部里的鼓励下，我申请了由美国新闻署资助的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奖学金项目，并于1987-1988年被选派到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系担任汉弗莱研究员。这个项目一结束，我就到世行担任副执行董事，而且一干就是四年。

从2003年到2008年，我在亚行担任负责具体业务的副行长，工作内容涉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会遇到的大量发展问题。

从2008年到2013年，我在作为中国主权财富基金的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担任监事长，这使我有机会去真正管理一家公司，虽然那是一家准国有企业。从2013年5月到2014年10月，我在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这段工作经历使我具备了一个不同的视角，使我能够处理私营公司在管理层面所面临的一些问题。

《彭博市场杂志》：话题还是回到亚投行。你能介绍一下亚投行的贷款资产组合（loan portfolio）和建设项目的一些情况吗？

金立群：根据规定，我们可以贷款给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和私营项目。现在，我们的贷款资产组合主要集中在电力、能源和交通这几个领域。

在目前这个阶段，印度是亚投行资金最大的接受国。印度是一个实力雄厚的国家，而且它对资金也有很强的需求。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这几个国家，电力一直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在缅甸，该国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没有用上电，亚投行的资金也参与了缅甸燃气电厂的建设。另外，交通运输也是个很重要的领域。在印度孟买和班加罗尔，我们参与了当地地铁项目等大运量客运系统的建设，这些项目非常重要，因为你不可能让每个人都开车去拥挤的市中心上班，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是应该受到鼓励的，而且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有利举措。

《彭博市场杂志》：你们有没有考虑过把业务扩大到亚洲以外的地区？

金立群：我们已经在亚洲以外的国家完成了首个项目，该项目位于非洲的埃及，亚投行已经为当地一个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了2.1亿美元贷款，这个项目一共要建设11座太阳能发电厂。阿曼希望能够改变目前过度依赖化石燃料的状况，他们想发展替代能源产业并建设一个港口。此外，我们的资金还帮助阿曼建设了宽带网络，这样阿曼人就能更好地使用现代通信服务。我认为，帮助海湾地区的中等收入国家为未来以低碳为特征的全球经济做好基础设施准备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人类能在几十年后取得成功的话，天然气未来可能会成为化肥的原材料，而石油可能成为化工原料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量被用作燃料。也许，我们很快就能实现这样的转变。

我与沙特阿拉伯的新任财政大臣在达沃斯会面时，他表示非常希望能与我们合作。我认为，铁路建设对海湾地区国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铁路可以降低运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