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期工会演变集中体现了左翼人士和美国主流工会的分歧，以及美国的政府-工会关系。

美国工厂在一战中全速运转，劳动力充分就业，AFL等工会组织借此要求增加工资和工会影响力。为了避免战时发生大罢工，伍德罗·威尔逊政府专门成立了全国战时劳工委员会（National War Labor Board）与工会谈判，并将工会领袖龚帕斯（Samuel Gompers）纳入重要的国防委员会。作为回报，龚帕斯和AFL等工会大力支持美国参与战争，并激烈批判当时的对手工会、左翼反战工人组织“世界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导致后者最终被美国政府关停，影响力一蹶不振。

而在AFL借战争机遇大举扩员之后，美国政府和企业家又认为这类主流工会也太过“共产主义”，叫停了大量工人运动，AFL的影响力也每况愈下。在龚帕斯等人去世后，美国工会在战时积累的影响力随即瓦解。

在20世纪二十年代末经济萧条的背景下，胡佛、罗斯福总统先后推出优惠工人的政策。与此同时，以罗斯福新政为标志，民主党成为主张政府干预市场、提供社会福利的左翼进步主义政党，与工会暂时结盟。罗斯福的《国家工业复苏法案》允许工人自行组织和集体谈判议价，并部分保护工人免受企业家和反工会组织的暴力和囚禁；在罗斯福时期，美国工人（尤其是低收入工人）群体开始脱离始于林肯时期的政治盟友共和党，转向民主党。

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8月14日签署《社会保障法案》，社会保障成为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图/美国国会图书馆）

随着苏联在国际上影响与日俱增，美国工会也更频繁地被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美国政坛和社会的反共情绪波及。左翼人士再度成立了自己的产业工会“产业工人联合会”（CIO），与强调“中立立场”和工艺工会组织形式的AFL形成竞争，取代AFL成为美国罢工运动的主要组织者。而美国右翼则在二战以后团结在共和党旗下，形成了多个反工会的政治行动委员会，在战后工人运动中煽动反工会情绪，甚至涌现出以“揭露工会腐败”为名进行反工会宣传的佩格勒（Westbrook Pegler）等右翼民粹宣传家；1947年旨在限制工人运动的塔夫茨-哈特利法案标志着工会势力再次衰落。

在这种大背景下，AFL等去政治化的工会已经变得不合时宜，最终在五十年代与左翼工人组织合并形成延续至今的全国性工会AFL-CIO。两工会于1955的结合标志着美国工会规模达到史上高峰，此后工会也在平权运动等左翼运动上发声，支持肯尼迪等美国左派政客；然而总体而言，由于罗斯福时期政府、工会和工人的同盟不复存在，美国工会自五十年代极盛时期便开始一路衰落。

1981年的职业空管员组织（PATCO）罢工运动失败标志着工会运动彻底失势。该组织在1980年总统选举中曾支持里根，但在1981年8月由于对里根政府提供的空管员涨薪政策不满而罢工，并波及美国大量商业航线。里根政府的交通部对此作出强硬回应，紧急征召临时工，并对员工进行最后通牒，最终导致约13000名工会成员被联邦政府列入黑名单，PATCO随之解散。该事件导致美国罢工数量骤减，工会在美国企业，尤其是私企内的影响力一落千丈。

里根总统就罢工发表声明（图/美国白宫）

美国工会的衰落

美国在二战中遭遇了煤炭产业罢工，战后遭遇钢铁产业罢工，1946年几乎出现影响全国经济的铁路罢工，这些罢工运动都被视作“发国难财”，从而激怒了美国群众。

随着苏联成为主要威胁，CIO开始清除内部共产主义者，而AFL更是素来旗帜鲜明地反共；在意识形态上主动缴械的美国工会仍然在组织争取劳工权益的运动，但一方面缺乏群众——包括工人群众——的支持，另一方面仍然不可避免成为保守派共和党人，以及南方保守民主党人集火抨击的对象。

由于工人运动的“共产主义背景”，民主党自由派也最终“出卖”了昔日盟友，如肯尼迪兄弟在五十年代向民主党-共和党保守主义联盟妥协；这对于缺乏政治支持的工会无疑是雪上加霜。

1959年的兰德鲁姆-格里芬法案直接管理工会内部组织形式，号称要在工会内部“维护民主制”，进一步削弱美国工会的政治行动力。

这一系列事件使得美国工会在20世纪后半叶迅速衰落，失去与政府议价的能力，成为日益式微的历史遗产。虽然通用工人在今天仍然能够组织罢工，这种小规模集体行动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对企业家的影响力都有限。

除政治原因外，美国战后的制造业转型也是工会日益式微的原因。

美国制造业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迅猛发展，在二战时期则展现出工业大国的真正潜力。以现今“逆城市化”和工业衰落的典范城市底特律为例，底特律在1900-1930年间人口从30万增长到160万，仅仅在二战期间就又有30多万工人前来增援该城的军工企业。如前所述，工会和政府，以及相关企业在战争期间合作，其中包括企业为工人提供养老金等福利。

在冷战开始后，联合汽车工人工会（UAW）领导人、持反共立场的路泽（Walter Reuther）支持美国政府的冷战政策；为达成反共“统一战线”，路泽代表工会与福特、通用和克莱斯勒达成底特律协议（Treaty of Detroit），以长合同、高福利换取工人不罢工，随后企业又以高养老金许诺代替高工资。然而随着美国汽车企业在60年代投资失败，无法与欧洲、日本汽车竞争，汽车工厂无法支付养老金，形成巨额养老金黑洞。

由于20世纪初密歇根州的种族歧视远弱于其他地区，大量黑人工人涌入城市，白人资本家和管理者则迁出城市居住于郊区；随着罗斯福新政和南方种族隔离制度逐渐消失，更多企业前往劳工廉价的南方阳光带地区，底特律则成为基础设施老化、人员失业、底层黑人困在城市中心的失败城市，该城所在的密歇根等中西部五大湖地区则逐渐成为设备老化、产业衰落的“锈带”。

由于企业具有流动性，在全球化时代更可以跨国生产，工会在20世纪后半叶迅速失去与企业议价的筹码；即使特朗普目前强令美国企业回归，美国本土劳工的高额薪资，以及曹德旺等企业家目前遭遇的工会斗争，也令许多企业不愿将“重振制造业”付诸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