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只写一个人饿了，要有能力写出“集体的饥饿感”

小说的基本价值，或者说写作的理由，是表达人类生存的困境，并探讨复杂的人性，使人活得更美好。我们强调普遍性，就是要求写出所写的人与物的本性。本性是人类共知的，是自然散发的，彭老师讲到是共同、共通，也是共识的。举个例子，当我们一群人乘坐一辆汽车去某一个地方旅游，早上十点的时候，我说肚子饿了，咱停车去路边店吃饭吧，全车人都不理睬，司机也不会把车停下来。而到了十二点，我说肚子饿了，咱停车去吃饭吧，大家就都响应，司机也会把车停下来，大家一块去了路边店吃饭。这就是说，凡是人都有饱了饿了的感觉，但吃过一顿饭后大致有个肚子再饿的时间，十点钟我的肚子饿了，那不是吃饭的节点，只是我一个人的肚子饿了，而十二点才是大家的肚子都饿了。小说写作写出一个人的饥饿感是不行的，要写出所有人的饥饿感。当然这取决于作家自己的见识、有能量还要有定力，也就是说你要能发现十二点时你饿了，大家都饿了，你还得有能力将这种集体饥饿感写出来。所以从这一点上讲，任何的作家都是在写自己，写作的过程就是发现和提升自己的过程。写得准确和得意也是我们常说的与神相遇的时候。

准确、真实地写出中国人状态，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

文学的普遍性就同文明的轴心化一样，它的外化就是文明的担纲者，这样来看我们当下的作品并没有影响别的国家的写作，我们对于世界文学还处于特殊性。这就需要我们一是竭力增强自己的能量，提高自己的力量，以适应全世界的文学环境，二是超越地域、国家和民族，建立世界视野的想象力，以便安顿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

对于现今的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政治学家、经济学家们、社会学家们都发表了很多的言论，他们认为虽然中国还没有在世界上处于中心的定位，但世界原有的秩序在失衡，在重新组合，中国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这种判断是对的，那么可以说真实的、准确的写出中国现实社会、写出中国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也就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之所以在这里强调真实与准确两个词，是我们要警惕当下写作中迎合的东西，这种迎合有时是有意的，投机性的，有时候是不自觉的、引诱的和裹挟的。比如说迎合宣传、迎合偏激、迎合娱乐消费等等。

当突破地域、民族、国家的视野看到中国在世界在秩序中的结构意义，然后再强调地域、国家、民族的存在，找准我们中国的位置，找着中国文学的位置，这是非常重要的寻找位置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寻找对手和镜子，干任何事情都得有对手，没有对手就得有镜子。位置没有找对，就可能产生无尽的烦恼，找对了，我们就相对自由了，就知道你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知道你应该坚持什么放弃什么。他从特殊性中到普遍性的递进循环中，越是要扩大文学视野越是要专注自我，这就是四海漂泊、守株待兔。

贾平凹三部曲

写出人和物的本性，它就有诗性、象征意义了

因为有中国国情的所在，因为中国有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现实，中国当下文学中批评的元素非常多、也非常强烈，这似乎成了中国当下文学的一个特点，而很久以来我们讲作品的深刻，总是以批评的强弱为尺度，这样就常常出现一些观念的写作。我们几乎习惯了作品中精英式的视角，但是中国文学会不会还有另外的写作呢？会不会还有这另外的视角呢？20年我与一个著名的电影摄像做过交流，他说作为电影摄像有两种，一种是极力要表现摄像的存在：其构图、其颜色、其情调、其节奏，当你在观看电影时，不断地能看到这里有摄像的存在，强调这是他的作品。另外一种，就是完全消失摄像，观看电影时，你忘了这是电影，这就是存在于天地间的一个真实。我是推崇后一种的。

在我的认知里，凡是一个生命，在生命达到圆满的时候，他是精力充沛的、反应敏捷的、能吃能跑能干活的，浑身都感觉有一种气向外喷发，甚至达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就像佛一样，头颈上有光圈。而一个生命不圆满，或者是病残，他能让他干什么呢？这就是说作品把你所要写的人或物，写到位、写到本性，其就有了所谓象征意义、诗性，否则那只有人为的外在的强加，只是观念写作，是可能会一时取悦于世，但很快就会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