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我们需要问自己并回答为何国与国之间的信任如此低下，甚至不存在信任这个问题。过去十年中，全球化浪潮迫使我们进行改革，并积累了大量关于全球化的知识。虽然我们总在说“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但如今却出现了一种人为去全球化的现象，这是一种人为推动的举措。企业界普遍不希望看到这种脱钩和去全球化的趋势，但正如萨克斯教授所述，一些大国（例如特朗普总统所代表的美国）正采取措施反对全球化，强权政治正在卷土重来。

我是在美国接受的教育，因此我过去很难想象美国会出现某些极端言论。当特朗普宣称“加拿大将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时，我感到难以置信。

众所周知，美国拥有大量中产阶级，据萨克斯教授的说法，美国70%的人属于中产阶级，但如今美国的中产阶级数量正在急剧下降，这给美国带来了巨大挑战，这既是政府的责任，也是政党政治所导致的问题。

此外，尽管很多政客，包括很多律师称美国为法治国家，但根据我的经验，它更应被描述为一个治理国家。我完全同意萨克斯教授的说法，美国或欧洲传统的逻辑现已不再奏效。我们知道大国可以将各方团结在一起，所以重建信任至关重要。

郑永年 博鳌亚洲论坛

中国政府已提出诸多倡议，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全球文明倡议。今天的对话会十分重要，只有通过对话，我们才能获得安全感，而有了安全感，才能推动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言：“发展是硬道理”，而高质量发展则是我们的首要选择；李光耀也曾完全赞同这一观点。

拜登总统曾将中美关系概括为“中国的专制与美国的民主”，但如果我们有了好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就会得到改善；如果我们发展得不好，人们就不能过上好生活，这无关是否民主。因此，发展还是硬道理，我们的重点也放在发展上，这一点至关重要。

最后，我还想强调，中国是一种新型大国，与美国不同，也不等同于俄罗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几十年来一直专注于自身发展。正如马哈蒂尔所言，我们与中国有着上百年的邻国历史，而中国从未试图殖民我们。这表明，中国的崛起及其在构建国际信任方面的作用将变得尤为重要。

张军：我们已经听到所有讨论嘉宾的真知灼见，并为大家分享了对今天讨论话题的想法。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会问一些具体的问题，希望我们的演讲嘉宾可以给一个简短的回应。

首先我想请问萨克斯教授，您刚才跟我们分享了您的担忧，您的国家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世界也产生了影响，成为目前世界所面临的深刻变化的一部分。

在我们之前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全球南方”国家崛起的现象，而且他们在不断地发展，所以我想请问您在多大程度上相信世界将会继续发展？这一轮转型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我们中国人经常说，机会往往和挑战是并存的。您认为在转型过程当中有哪些机会呢？

杰弗里·萨克斯：中国的经济发展在1980年至2020年期间，保持了每年约10%的GDP高速增长，其经济体量增长了30倍，同时在减贫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此外，中国积极采用新技术，并在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上大量投资。

事实上，这些成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发展机会，尽管中国的模式可能无法完全复制，但其成功经验无疑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例如，如果能够在数字技术、教育及儿童发展等领域加大投资，非洲等地区将获得显著的发展机遇，生活水平也将得到改善，技术的应用将为这些地区带来实质性的帮助。

以印度为例，其年均GDP增长率在6%至7%之间，且拥有14亿人口，所以重点是找到方法。只要我们在一个和平环境中，即使是贫困地区，只要保证那里的生态可持续性，就能实现快速发展。我们可以利用中国的能力投资于5000亿至1万亿的太阳能等环保、可持续的电气化项目推动经济发展。

无论从国际关系还是全球视角出发，人们都能清楚地看到谁在赢、谁在输。在实现全球可持续且快速的发展方面，我们已有非常明确的案例可供比较，比如把中国、美国、俄罗斯与非洲相对比，都能得到一个清晰的答案。

当前，我们拥有多种技术手段，可以用于发展基础设施，减少乃至终结贫困。正如“一带一路”倡议所展示的，如果这些机遇和积极的发展动态能得到充分利用，我们就可以实现互利共赢。

张军：谢谢萨克斯教授的回应。现在，我想向图尔克提出一个问题：在您的发言中，提到了“法治”这一概念以及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们都知道，一个有效的国际秩序应当以“国际法”为基础，我们都知道“国际法”的内容，也知道各国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我们应当遵循的规则。

张军 博鳌亚洲论坛

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讨论中，我们探讨了如何构建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如今的“国际法”已经摇摇欲坠了。“国际法”是国际信任的基石，为了确保“国际法”能够继续发挥作用，并保障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我们应当采取何种措施来维护“国际法”的权威以及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原则？

图尔克：这个问题实际上应由政治领导人来回答。作为一位长期接触和研究“国际法”的人，我认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应有明确的理解和方法。不过，必须指出，政治领导人往往对法律，尤其是“国际法”，持怀疑的态度。

“国际法”经过数百年的缓慢演进，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国际准则，这些准则是许多战争和人类苦难的结果。我们必须认识到，放弃“国际法”会带来严重的负面后果，但现实中仍有许多人未能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早些时候我谈到了孔子或者说儒家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虽然这可能会削弱“国际法”的权威或沦为空谈，但无论如何，法律依然是法律。我们必须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并将其与最基本的国际关系理念相结合，这正是我们工作的起点。

另一点，我们在这一节主要讨论世界转型过程中的发展。我们需要对国际法持有健康的态度，并采取具体举措加以落实。例如，在核领域，我们应在负责任的框架下使用人工智能。虽然人工智能可以带来诸多积极效益，但若不加管制，也可能使核武器的使用决策时间大幅缩短，从而使核武器变得近乎半自动化。

新加坡国立大学最近的一份报告提到，五常中的一些专家已在认真讨论这一问题，并于最近形成了一份报告，提出了具体的技术建议。

同时，感谢图尔克先生的发言，我深信您所谈及的内容非常重要，即大核国家之间必须建立共识与信任。我也相信，核战略稳定网络或者说核战略的稳定安排，正是大国间构建信任的基础。

接下来，我想向郑永年教授提一个问题：郑教授，在我看来，无论竞争还是合作，各国之间始终需要考虑利益与利润的问题。我们常听到一些国家抱怨，认为它们未能平等分享全球化的红利，即它们在全球化中所获得的份额过少，从而引发了反全球化的思潮，并引起各国的普遍关注。

我个人坚信全球化将继续发展，但同时我们也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全球化发展的更加平衡、更加包容，更加惠及所有国家。您是否认为我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能否请您进一步阐述，未来的全球化是否有可能使所有国家和人民都从中获益？

全球化在过去带来了两种负面后果，即两种不平等：一种是民族国家内部的不平等，比如在美国内部，尽管全球化为美国带来了大量财富，但财富分配极不均衡；另一种是不平等表现为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有些国家变得特别富裕，而另一些国家则比过去更为贫困。这两种不平等进一步在国内激化了民粹主义情绪，并在国际层面上促进了民族主义的上升，这种现象极为危险。面对这一问题，我们该如何应对？

郑永年：我特别喜欢引用孟子的名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意思是你要思考自己为什么穷，但当你富裕之后，你应当思考如何去帮助他人、帮助那些贫困的人。

这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邓小平也持有类似观点，他主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再以先富带动后富，从而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认为国家之间同样适用这一原则。

西式全球化和现代化存在一定问题：西方国家率先实现富裕，但他们并未助力全球其他国家共同繁荣，反而设置种种障碍，使得贫穷国家难以致富，往往还附加了各类苛刻条件。

我曾到访过一些极为贫穷的东南亚国家，他们特别穷，最基础的发展尚不达标，怎么可能去讨论西式的人权选举、民主自由？实际上在发展的初期阶段，西方国家的人权状况也不怎么样，这正是各国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体现。

因此，我提倡一种“开源式现代化”模式：即当一个国家富裕起来之后，应当承担起帮助穷人、帮助穷国的责任，这正是我们所说的共同现代化。